无惭尺布裹头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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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黄梨洲到吕晚村的梅花阁教书。春夏之间,梨洲和晚村及高旦中、吴自牧等在水生草堂,为诗酒之会。在这些人的诗中,吕晚村下面的一首诗,在十多年前,曾特别引起我的感动。诗是:

谁教失足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识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晚村在上述诗中把他的民族沦亡之痛,及誓全大节之心,可谓和盘托出了。所以到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他便不应乡试,宁愿把已有的秀才头衔革掉。

我在一九五五年的秋季,以偶然的机会,进到刚刚成立的,由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东海大学中文系。并且“东海”的校名,也出自我一时的构想。我为它取上东海的名称,是满怀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问。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推之南海北海,莫不皆然”的幻想,认为东西的文化,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文化,其基本目的与精神,本是相同;因而通过高等教育的融合,应当可以互信互助的。

但随时间之经过,又不知不觉地想到吕晚村上面的那一首诗,尤其是想到“无惭尺布裹头归”的末句,仿佛我真体会到这句诗里的整全纯洁的人格,更仿佛领受到这句诗里所涵酝的一个赤裸裸的人格挣扎中的历程。现在我从东海大学被强迫退休了,更自然而然地把这句诗和曾子所说的“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的话,融合在一起,以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人的自我安慰。

东海大学创办时的校长是曾约农先生。他的基本做法,不会令每一个人满意。但他是一个有独立自主性的基督徒,他以为在中国办基督教大学,即是以基督精神为中国人办大学;而办大学的目的,乃是为了使中国青年得到知识与修养,而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当校长。这是每一个东海大学的人可以承认的。所以当时东海的学生,得到由他所鼓励起的热情,团结在他的周围,奋发向上,真正有一番青年气象。但他太“老天真”了,他的英文虽然好,却不仅不懂洋务,实际他也只懂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懂由西方传向东方的基督教;所以隐藏在他左右的一支伏军,当时机成熟时,便奋狠而起,蹴使由外国来的“主的代言人”,写出一封“他如继续任职,即截断经费来源”的哀的米敦书。这样一来,便使这位老天真的校长,耐了两年的岁月,在学生的热泪中被强迫退休了。在他离校的刹那,许多同仁都到他即将离开的寓所送他上车。但相映成趣的是,平日在他面前比子侄还要恭顺的近邻,在此时抱着胜利的心情,闭门深坐,连点头挥手的起码周旋也没有。

对于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欺骗,要去了解它,谈何容易。我当时对这一幕虽感到稀奇,但依然只把它当作个别事件,没有使我的幻想完全破灭。我曾为东海大学作一首校歌,由李抱忱博士作谱,在各种典礼中由学生唱出,并印在毕业同学录的前面。但歌词中“求仁与归主,神圣本同功”的两句话,引起了以中国人为主所组成的台湾董事会的反对,理由是“中国的圣,怎可比我们的神”。于是这首校歌,便从此消声匿迹了。耶稣的生日要称为“圣诞”,《新旧约》也要称为“圣经”,为什么神圣不可以并称呢?更从董事会发出抗议的声音说,“学生受洗的所以少,是因牟宗三、徐复观讲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的学校,不是为中国文化办的”。诸如此类的一连贯下来的情形,当然会引起我更深的思考。

进到东海大学以后,有的人在我害病时为我祈祷,并告诉我,“只有信神才可以得救”。有的人告诉我,“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从基督教来的;你要中国能自由民主,便只有信基督教”。诸如此类的不一而足。我当时总是以感谢的心情答复说,“七万万人口的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真正有责任感的,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我之所以不当基督教徒,不是为了旁的,只是要为中国文化当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但五六年以后,我的心境改变了。除了少数例外,我发现来到东方来的西方人,是从他们的人种优越感与国家现实政策上来把握上帝;而绝对多数的失望的东方人,则是从西方人的脸上去发现上帝。今年一位毕业学生在毕业同学录上写下他“最伤心的事”是“在教堂里没有发现上帝”。他不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脸上去发现,却想从教堂里去发现,这说明我对青年教育上的失败。

一件中外合璧的大规模的调查报告出现了,说大陆人和台湾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并要东海大学教中国文化的人保证学生信仰基督教;我沉不住气,在校务会议上,反击了这一中西合璧的杰作。总的说明一点,我和东海大学,本是不能并存的。但因为二十年来吹在我身上的砭人肌骨的寒风,我仅能做到不因此而向自己民族以外的东西乞求温暖;但移动一步,便只有饿饭,我还没有坚强到自动地去接受这一置境。十四年的岁月,东海大学的当局和我个人,都在发挥不得已中的耐性。现时才被强迫退休,我对东海大学当局的耐性表示钦佩。但这一年多来,我从正面反汉奸、反诈欺的努力,在他们的内心,认为这真正打到了他们的痛脚,突破他们能忍耐的极限了。站在他们的立场,是可以原谅的。何况东海大学教授会举行了一次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从来没有的对现任校长的信任投票,到会的三十八位,有二十八位投票反对他继续留任,十位投票无意见,没有一人赞成他继续留任。等到美国有关人士来调查时,有关机关的解释是,这都是徐某一人所为,与国民党无关,这便更要和我拼命了。

大概是十年以前吧,有位在野的政治领导人物在国外去世了,许多朋友要我写篇悼念的文章,我加以拒绝,因为我知道他“裹头归”的并不是原来的“尺布”。有的本为我所敬佩的前辈先生,无断尺布裹头归但一夜之间,使我和他发生了很大的距离,也是发现他在一夜之间,丢掉了他大半生的“尺布”。尽管在争多计少的现实中,东西好像有时也有争论;但在想摧毁一个赋有独立人格的中国人上,在对汉奸与诈欺的偏嗜上,则东西风是殊途同归,合作得自然而巧妙。我在这种情形之下,依然能“无惭尺布裹头归”,这不是我的勇敢,而是由几千年的圣贤所织成的这一尺布,即是我生命的自身,我有什么方法把它抛弃呢?

一九六九年九月《文化旗》第二十三期


先父徐复观先生年表

整理:徐武军

1903年 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黄泥嘴凤形塆徐家坳。为先祖父徐执中先生次男(同房排行第八),名佛观,字秉常,1944年熊十力先生更名为复观。先祖父教馆为生,家境清贫。

1911年 从先祖父正式发蒙。

1916年 以首名入县高等小学。

1918年 以首名入武昌第一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 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首名入武昌国学馆。

1926年 国学馆毕业。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营部中尉书记。

1927年任武汉商民协会宣传部长、民众团体联席会议主席。国共分裂、清党,被捕,因十八军军长陶钧先生曾为先祖父门生得免。任武昌水陆街省立第七小学校长。

1928年 三月,陪十八及十九军军长子弟赴日留学,就读成城学校日语班。十月入明治大学研究部,主修经济,大量吸收社会主义论说。

1929年 经济来源不济,岁末于弘前联队入伍。

1930年 年中正式就学于日本士官军校,中华队二十三期。

1931年 九一八事件,中国学生集体退学,遭日本宪兵队单独拘留,在中国学生集体绝食后,获释、返国,比正式修业时间少六个月。

1932年 任广西警卫团第一营上尉营附。

1933年 内政部长黄绍竑先生指派,实地侦察入新疆行军路线。入新疆计划终止,任南京上新河区长。

1934年 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参与沪,杭、甬地区防卫计划。​

1936年 任湖北省保安处第一科科长。

1937年 参与庐山会议、娘子关战役。

1938年 何成浚先生指派为团长,驻防老河口。参与武汉保卫战,以一团兵力防守田家镇,后以军法论罪,经各方营救得免。

1939年 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视察冀察战区游击队,深入大别山区等老区,对党政军的运作及人民生活的艰苦有直接的体认。

1940年 任荆宜师管区少将司令。加入中国国民党。

1941年 任重庆中央训练团兵役教官。

1943年 任军令部联络参谋,驻延安五个月。返重庆后,以《中共最新动态》报告受知于蒋介石先生。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高级参谋。

1944年 谒熊十力先生于北碚勉仁书院,拜入门下。任联秘处秘书长秘书,侍从室第六组。

1946年 任党政军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还都南京。

1947年 任总裁秘书,参与机要。由蒋介石先生资助,出版《学原》杂志。

1948年 岁末,迁出南京至广州。

1949年 随蒋介石先生至溪口。五月迁台,定居台中。由蒋介石先生支援,在香港出版《民主评论》半月刊。

1950年 至香港工作约半年。不能认同蒋介石先生的接任安排,未再接受党政职务。

1951年 不能认同国民党改造的内容,未主动办理国民党的党员归队。赴日本访问半年。开始为香港《华侨日报》撰文。发表《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1952年 任台中省立农学院兼任教授,讲授“国际组织与现势”。

1953年 台中中央书局出版译作《中国人之思维方法》。在农学院改为专任,授大一“国文”。

1954年 发表《象山学述》。

1955年 任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1956年 台中中央书局出版《诗的原理》(译作)、《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发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中庸》的地位问题—谨就正于钱宾四先生》《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民主评论》的补助单位,由总统府转为教育部。

1957年 中国国民党于三月开除党籍。发表《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

台中中央书局出版《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里面的文章,都是住在台中时写的,也是由台中的朋友汇印成书的。在我流浪的一生中,住在台中的时间,比住在我的故乡还要多。台中的人物风土,都给予我深厚的感情,自然也萦绕着我永远的怀念。假使九原可作,则为我题封面的庄垂胜先生,看到由他所发心的这部书,能以面目一新的姿态重新回到台湾,他该多么高兴。”(1980年新版自序)

1958年 与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9年 出版《中国思想史论集》。发表《这是“中国人要堂堂正正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存在”的象征—(民主评论》出版十周年的感念》。

1960年 赴日本访问半年。

1961年 发表《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

1963年 出版《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1966年 出版《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公孙龙子讲疏》。《民主评论》停刊。

1967年 任香港新亚书院客座教授半年。1968年 出版《石涛之一研究》。

1969年 由国民党运作,强迫自东海大学退休。发表《无惭尺布裹头归》。赴香港。

1971年 出版《徐复观文录》四册。

1972年 出版《两汉思想史》卷一及卷二。

“我是一个原始中国人······原始中国人对他所自生的国家,自然有一种原始的爱。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能无闻无见,不能无思无感。”(《一个原始中国人看中俄关系》)

1975年 “中山先生是基督教徒,但在他的言论中,从来没有以耶稣基督相标榜·····他讲民族主义,继承的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在文化上自然以道统为主体去融合基督教。以基督教为主体,再配上点中国文化,在一般教徒无所谓;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假定有承先续后的责任感,是断乎不可以的。”(《对蒋总统的悲怀》)

1976年 “国内海外及国际上,对周的一副深厚感情,不仅是由才能、功业所换得来的;而是从他身上,大家不知不觉地,在烈风雷雨中,还能嗅到“人的意味”这是人与人可以相通相感的基点。”(《周恩来逝世以后》)

1977年 年中赴美,台探访子女。出版(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

1978年 “‘实事求是’四个字,对解决问题,已有很大的概括性、实效性、开创性;在思想大泛滥、大混淆之余,活用两千年前汉河间献王的四个字,有破伪显真,一面澄清、一面推进的意义。目前不在缺乏什么伟大思想的架构,而在如何涤荡······教条。”(《国族无穷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答翟君志成书》)

1979年 出版《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两汉思想史》卷三。

“我认为这是值得称为泱泱大国之风的胜利。我站在民族大义立场,赞叹此一胜利。”(《中越之战的回顾》)

“在我心理上,总感到他的十年监狱,是替我们要求民主的人们坐的。”(《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敬掉雷儆寰(震)先生》)

“我的政治思想,是要把儒家精神,与民主政体,融合为一的。”(《保持这颗“不容自己之心”》)

“我认为孔子表现在《论语》中的思想性格,合不合希腊系统哲学的格套,完全是不相干的。孔子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因其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增加,也不因其不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减少。”(《向孔子的思想性格的回归》)

1980年 八月赴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动癌症手术。出版《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复观杂文集》(分《论中共》《看世局》《记所思》《忆往事》四卷)。

1981年 发表《正常即伟大》《徐复观谈中共政局》。出版《中国文学论集续篇》,三月赴美探访子女。

1982年 发表《程朱异同—平铺的人文世界与贯通的人文世界》。出版《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余自八岁受读以来,小有聪明而绝无志气。四十年代,始以国族之忧为忧,恒焦劳心力于无用之地;既自知非用世之才,且常念师熊十力“亡国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深以当时学风,言西学者率浅薄无根无实,则转而以“数典诬祖”(不仅忘祖而已)为哗众取宠之资,感愤既深,敌入五十年代后,乃于教学之余,奋力摸索前进,一以原始资料与逻辑为导引,以人生社会政治问题为征验,传统文化中之丑恶者,抉而去之,惟恐不尽;传统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亦惧有所夸饰。三十年之著作,可能有错误,而决无矫诬;常不免于一时意气之言,要其基本动心,乃涌出于感世伤时之念,此则反躬自问,可公言之天下而无所愧作者。然偶得摸人门径,途程尚未及千万分之一,而生命已指日可数矣。”(1982年2月14日口述《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自序,曹永洋笔记)

四月一日辞世。

身后出版:1982年《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论战与译述》1984年《徐复观最后杂文集》1987年《徐复观最后日记》1991年《徐复观文存》1993年《徐复观家书精选》2001年《徐复观杂文补编》(共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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