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苦”“力”: 一战华工的故事

2014—2018年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一百周年的日子。在西方,这场战争曾被称为“文明之战”。今天世界上仍有不少人,包括中国人自己,觉得那场战争与中国无关。然而事实是,那场战争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实际上,早在1914年一战伊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青岛在1914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利用列强身陷一战无法分心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

以工代兵:中国精明的外交策略

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说,一战对中国是一次“危机”——危险加机会。在一战之前,中国没有重蹈印度的覆辙,成为西方国家的完全殖民地,是因为列强在华力量相互制衡。一战爆发后,西方国家注意力转移,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中国的命运就被控制在趁火打劫的日本手里。这当然是危险。但一战也是大机会。就中国而言,广义的一战可以说起始于1895年、终结于1919年。这期间,正是中国人新旧更替、变法图强和寻求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其中平等一员的重要时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当时的中国,东方的、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有人拿来实验;共和政体、民主政体,杜威、罗素的哲学,各种学派和学者,都在中国粉墨登场。这个时代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代新人和新国家也崭露头角。就在这个转折关头,对中国不利的旧的国际体系正在崩溃,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这对中国来说何尝不是机会?

1915年5月25日,签订“二十一条”时中日代表合影。左2为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左1为外交次长曹汝霖。

就是在这种“危”“机”交加之际,一些先进中国人决心利用一战,奋力一搏。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诉诸“苦”和“力”。“苦力”本是指一战期间的华工。一战爆发后,民国一代政治家梁士诒于1915年提出一个极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到1915年夏,西方列强已经为战争付出沉重代价,尤其是法国,伤亡率极高。战争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年头,法国和英国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和整体战,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而中国正是可以为法英两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的国度。正是在这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4万中国农民在中国和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拯救西方文明,赴汤蹈火、抛颅洒血,谱写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壮歌。

1918年11月13日,中国政要及外国使节在北京出席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典礼。正中为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梁士诒。

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虽然这些大都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远赴法国的直接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甚至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中国观、世界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无疑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生命,同中国及世界前途息息相关。

一战华工被西方人称为“苦力”。的确,他们很“苦”,甚至有大约3000名华工死在欧洲或途中。在法国北部,有一个至今保存完好的华工墓地,墓碑上大都刻有“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等字样。一战结束后,华工们在大批回国前举行了纪念去世华工的大会,他们亲手扎制了一座牌坊,上面的对联由一位中国驻法外交官书写,生动地表述了华工对东西方文明的贡献:“血洒欧西壮世运,魂归祖国挽神州”,横批是“流芳百世”。


法国最大的华工墓地——滨海努瓦耶勒市诺莱特(Nolette)公墓。这里安葬着842 名华工。


华工墓碑组图。百年前刻在上面的中文字就是他们最好的身份标志。
  


除辛苦工作和流血牺牲外,华工还有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身着各国军衣的浪漫,交法国女朋友的风流,以及为保卫自己的权益而把欺负他们的美国大兵打得头破血流的威风。更主要的是,一战华工还有“力”。力拔山兮气盖世!这里的“力”,包括他们在西线战场的主要工作——挖战壕、运军火。一战期间,坦克是尖端武器。起初,英国国防部不允许外国人接近英国军队的坦克,但后来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英国工人还要快,所以就有了三个华工团专门为英军修理坦克。虽然这些华工不懂英文法文,但他们非常心灵手巧。一战是战壕的战争,而华工是挖战壕的绝对好手。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把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工人挖战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两倍,比英国人还高。

他们的“力”,还体现在他们是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以工代兵是中国人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西方文明的创举,华工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苦”和“力”参与东西方文明的重建。尽管当初他们个人走出国门时并非怀着创造历史的抱负,但他们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并直接参与创造了西方的历史。因为华工源源不断的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危急关头才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中国外交官才能够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以公道。一战华工甚至给中国最终直接参战提供了法理根据,为中国的战后外交创造有利条件,并最终帮助中国政府以平等一员的身份走向世界。1917年8月,中国历经三年的参战努力,终以华工死于德国潜艇攻击为借口,正式向德奥宣战。

  对德奥宣战,是中国利用外交进入国际社会、成为其平等一员的成功之举,并首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系统收复国家主权的先河。中国甫一宣战,不仅立即宣布废除与德奥两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复德奥在中国的租界、终止支付德奥庚子赔款,而且一举取消了德奥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因为华工的源源不断的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危机关头,才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一战华工甚至是周恩来、邓小平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在一战之后走出国门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先驱。五四运动时的口号——“劳工神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与一战华工有关联的。


华工在西线战场为美军挖战壕。

1918年11月28日,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在太和殿前举行大阅兵,并设宴招待各国公使,鼓吹“公理战胜强权”。

他们的历史属于世界

中国作出“以工代兵”的决定,既是应对时势的权宜之计,也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是年轻的中华民国富有远见的外交决策。许多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都将“以工代兵”计划和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憧憬、与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平等地位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战华工的故事是中西交流史上一段意义深远但很少为人所知的故事。今天,我们回顾和研究一战华工的“苦”与“力”的悲壮人生,可以透视他们与中国及西方文明密切相关的命运,探讨中国国际化历程中的平民的参与和贡献,也可以通过华工同西方文明、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和中国的精英交往及密切接触的经历,分析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试图回答“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这百年来中国人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所共同探讨的世纪之问。

一战华工的故事,也是1895—1919年期间包括华工在内的一代中国人为中国的国际化、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而奋斗的故事,是同西方人民为共创人类和平而奋斗的故事。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属于世界。在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纪念一战100周年之际,让我们缅怀以他们为主角所创造的一段为人类所共享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和一战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影响及地位的历史。由此,我们不仅可以重新恢复“一战与中国”及“华工与一战”这些被中国和世界历史遗忘的记忆,并且可以进一步帮助中国人及世界人民通过历史上这一精彩篇章,认识和理解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重建中国文明及参与国际社会的历程。


1933年拍摄的华工张长松全家福。张长松战后留在法国,与妻子路易丝共生育了13个孩子。

2008年10月10日, 来自中国山东的一战华工后代程玲(左3)和在法国的一战华工后代张瑞哈(左1)两家相聚巴黎。张瑞哈是张长松的第五个儿子,上面那张全家福拍摄时尚未出生。程玲的爷爷于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9月在拆除未爆炸弹时被炸身亡,89年后,程玲才在张瑞哈的帮助下找到爷爷的墓地。

  (本文为徐国琦教授为配合《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问世而特别撰写,以飨读者。原载《世界知识》杂志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特聘讲座教授、著名一战史专家。主要英文著作有:《中国与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华工与大战》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亚洲与大战》(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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