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剧》第一部第三章第二节:虔诚的弑父者

Ⅱ 虔诚的弑父者

20世纪初,作家尼娜·贝贝罗娃还是一个小女孩,住在特维尔附近的家族庄园的时候,就经常观察那些频繁出入书房,向她祖父讨教的农民。“他们有两种类型,”她回忆道,“在我看来,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

有些农夫很端庄,毕恭毕敬,仪表堂堂,头发油腻,大腹便便,容光焕发。他们身着绣花衬衫和细布长袍。这是些后来被称为富农的人。他们……在不久前还属于祖父的茂密树林里伐木建房。他们端着募捐盘走进教堂,在《圣玛丽慈悲》圣像前敬贡蜡烛。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悲伤呢?农村信贷银行给他们贷款。我有时会去拜访他们的房子,看到窗台上种有天竺葵,烤炉里飘出沁人心脾的面包香味。他们的儿子成长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正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并为俄罗斯创造了一个萌芽中的新阶级。

另一些农夫穿着树皮凉鞋,衣衫褴褛,卑躬屈膝,从未见过世面,他们的脸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类的表情……他们身材矮小,经常醉倒在国营酒铺附近的沟渠里。由于吃不饱,他们的孩子发育不全。他们患痨病的妻子似乎总是在怀孕的最后一个月,婴儿身上长满了湿疹,在他们的家里(我也参观过),破败的窗户用烂布挡着,小牛和母鸡被关在角落里。散发出一股酸臭味。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差异一直被广泛讨论,当时整个农村贫困问题及其原因首次引起了俄罗斯公众的震惊。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扎根,农民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创业的农民,另一个是无地的劳动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民粹主义者却根本不承认这个过程正在发生,他们梦想着一个团结的农民阶级领导俄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双方都提出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以证明或反驳资本主义正在导致农村解体的说法,而历史学家至今仍在质疑这种说法的意义。

确实,农民中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在一个极端,是一个规模不大但正不断壮大的富裕农民企业家阶层;另一个极端,是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被迫放弃自己的农场,加入农业、采矿、运输和工业领域的外来雇佣劳动力大军。年轻的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证明这两个极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但这并不一定是真的。

说实话,农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主要是地理上的。十九世纪,围绕一个以古老的莫斯科为中心的环形地带,俄罗斯的商业农业开始蓬勃发展。在波罗的海部分地区,1817年的农奴解放使当地的地主能够进入西方谷物市场,将其庄园变成雇佣劳动者工作的资本主义农场。在乌克兰西部,贵族们也建立了巨大的甜菜农场。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南部、库班和高加索北部的富饶地区,从农民和哥萨克中产生了一个富裕的混合农民阶层。西伯利亚西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使那里的小农户有可能通过为市场生产谷物和乳制品而致富。最近历史学家已经发现,这些地区是全国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反映在他们消费能力的增长上,有力地驳斥了过去正统的历史观念,即农民在1917年之前变得越来越穷困。事实上,真正的变化是农民经济地位的不断分化,新的、相对富裕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商业农业区,与旧的、人口日益过剩的中部农业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因为大多数乡绅的庄园都在那里,其落后的耕作方法无法维持土地上所有农民的生活。1917年后,较富裕的农业区成为反革命的据点,而贫困的中部地区则仍然忠于革命,这并非偶然。

在俄罗斯中部农业区,几乎没有商业化的迹象,农民生活水平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当地土壤质量的差异或者可追溯到农奴制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于是乎,例如,由前国有农民组成的村庄(即依附于国家土地上的农民)往往比前农奴组成的村庄土地更肥沃。在这些地区,市场经济很薄弱,大多数农民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生产。他们出售少量的农产品,也许还有一些冬季制作出来的手工艺品,以支付税款和购买一些家庭用品,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家庭的基本食物需求。根据19世纪80年代地方自治会的一项调查,在俄罗斯中部的坦波夫省,每三个农民家庭中就有两个靠借债才能养活自己。“在我们村里,”谢苗诺夫回忆说,“只有五六个家庭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一整年。至于其他人,有的熬到米哈伊洛夫节[11月初],有的熬到圣诞节,有的熬到忏悔节,但后来他们都不得不借钱来买粮食。”这是数百万农民的悲剧,持续不断的债务和税收迫使他们在供应充足、价格便宜的秋季廉价出售谷物,结果在价格达到顶峰的饥饿的春季又把谷物买回来。每个乡村都有少数高利贷者和商人——农民称他们为“富农”——他们在秋天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六个月后再以两倍的价格卖回给他们。他们的贪婪既残酷又残忍,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这种贪婪揭露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富的丑陋嘴脸,他认为不择手段赚钱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献身的唯一追求”。整个村庄都欠这些“富农”的借款,许多人被迫出售部分土地以偿还债务。如果像布尔什维克所坚持的那样,说这是“资本主义”,那么它就是一种原始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农民(那些雇佣长工的人)的数量可能不超过1%。他们增长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定期重新分配公有土地有关;也与最富有的农民农场(它们往往拥有最多成员)在成年儿子结婚并准备建立自己的新家庭时,习惯性地分割财产有关。换言之,农民之所以没能成为资本家,是因为他们很少持有自己的财产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农民的贫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太大关系。中部农业区的基本问题在于,农村平等主义的习俗使他们除了生孩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去生产别的东西。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出生率(每年每1000人中约有50个新生儿)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其中最高的是根据家庭规模确定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地区。农民人口天文数字般的增长(1861-1897年期间从5000万增加到7900万)导致土地日益短缺。到20世纪初,7%的农户根本没有土地,而五分之一的农户只有一块不到一公顷(2.7英亩)的小地。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似乎很奇怪。但在大多数农民居住的俄罗斯中部,人口密度与西欧相似。1900年,农民平均分配土地面积为2.6公顷,与法国或德国典型的小农场面积相当。但俄罗斯农民的耕作强度要低得多,粮食产量仅为欧洲其他地区的一半。大多数俄罗斯农民使用一匹马或一对牛拉的轻型木犁,类似罗马帝国的浅犁,但远不如西欧使用四匹马或六匹马拉的重型铁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大多数农场仍在使用小手镰,而在西方它已被长柄镰刀和重型镰刀取代了半个多世纪。播种、脱粒和簸糠都是手工完成的,在其他地方早已机械化了。粪肥的施用,更不用说化肥了,远远落后于欧洲标准。至于十八世纪农业革命期间引入西欧的先进的田间轮作,即根茎类作物与谷物交替种植,落后的俄国农民基本一无所知。

打麦子的农妇

有鉴于此,加上缺乏农场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农民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唯一的办法只有耕种更多的土地。在三圃制下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简单方法是减少休闲地的面积——成千上万的村庄就是这样做的。但长期以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土壤因过度劳作而枯竭,而牲畜群(肥料的主要来源)也因休闲地和其他牧场的萎缩而减少。到20世纪初,每三户农民中就有一户甚至没有一匹马。为了耕种土地,他们不得不雇用马匹,否则就只能用人来拉犁。没有比一个农民和他的儿子在泥泞中挣扎着拖动犁的画面更能说明数百万农民被迫生活在极度赤贫中。

要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最诱人的方案莫过于每天都可以从他们的村庄看到——以乡绅庄园的形式。“每一个农民,“李沃夫亲王写道,”都从心底里相信,迟早有一天,乡绅的土地会属于他。”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可耕地为贵族所有。到190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主要是由于农民集体购买的结果(这些年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份额从58%增加到68%)。此外,此时大约三分之一的乡绅土地被出租给农民。然而,这不应该蒙骗我们,使我们误以为——正如许多右派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土地问题。大多数向乡绅租用土地的农民是出于贫穷而不是富裕的压力:随着农民人口迅速增加,他们开始依赖租用额外的土地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他们往往准备支付比严格意义上的土地经济价值高得多的租金。正是由于农民家庭愿意为养活自己而拼命耕种,这才促使19世纪晚期贵族们赖以生存的租金上涨了七倍。

在农民与乡绅的土地关系中有一个明显的地理模式,这有助于解释革命期间农村暴力分布的特点。1905年和1917年,农民对乡绅的反抗集中在中部农业区南方弧形边缘的一些省份(从东南部的萨马拉和萨拉托夫,经过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赫尔松和波尔塔瓦,一直到西南部的基辅和波多利亚)。该地区农民人口过剩,乡绅拥有大量土地。地租高,工资低。这里土壤肥沃,生长季节较长,有利于发展小麦、甜菜和其他适合机械化作物的商业农业。换而言之,这一过渡地带的农民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处于中心地区的前资本主义旧农业体系和边缘地区的新兴商业农业体系之间。只要地主继续把土地租给他们,尽管价格很高,农民仍可以勉强糊口。随着1878年至1896年世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大多数地主都是这样做的。但后来谷物价格上涨,货运变得更便宜,在高利润前景的鼓舞下,许多地主回到自己的庄园,将其改造成商业农场。从1900年到1914年,俄国地主阶级的可耕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在过渡地带,增加的幅度要大得多。例如,在1902年发生第一波真正的农村暴力事件的波尔塔瓦省,乡绅们耕种的土地数量在这些年里几乎翻了一番。以前租给农民的土地——农民赖以养家糊口——被收回,或者以更具剥削性的条件出租。这通常涉及从货币租金转为乡绅庄园的劳动租金,农民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农奴制。此外,随着收割机和脱粒机的引进,许多大型商业农场实现了机械化,因此对农民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是工资水平——进一步降低。许多依赖季节性劳动的农民家庭被迫完全离开土地。

在旧政权的最后几十年,数百万农民因贫困或其他不幸而逐渐离开土地,如火灾或成年劳力的死亡,这对本来就负债累累的贫困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酗酒也是导致农民负债和破产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谢苗诺夫描述了安德里弗斯克一整个阶层的酗酒者:“成年人总是很瘦,看起来很落魄;孩子们摇摇晃晃,脖子因瘰疬而肿胀,苍白无血的脸上有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细长的腿上有一个鼓鼓的肚子。”

这些贫苦的农民中,有些人设法从事当地行业,如纺织、木工、陶器、制鞋、伐木和运输来勉强维持生计,尽管许多这些手工业都被工厂的竞争挤垮了。其他人则迁居西伯利亚,那里为移民提供土地。1891年饥荒之后的十年间,超过一百万农民,尤其是来自乌克兰的农民,长途跋涉至此。但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他们每年春天都会徒步或坐马车沿着俄罗斯泥泞的道路前行,或者乘坐自制的划艇或汽船顺着解冻的河流航行,或者乘坐车厢没有火炉的(有时就是车顶上)火车穿越俄罗斯。到20世纪初,这支游牧民族约有900万人,他们匆匆奔赴复活节假期市场,在那里,人们被雇用在大型商业农场上耕作。夏日晚些时候,又有收割工加入大军的行列。然后,他们分散到俄罗斯各地,在铁路、船坞、矿山、建筑工地、车间和工厂寻找冬季工作,到第二年春天又重复这个循环。

每一年,在身体和精神上,这些农民工都被带离他们的村庄,迈入俄罗斯工业革命的新世界。在旧政权最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城市人口翻了两番,从700万增至2800万。增加的人口中,大部分是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首先是年轻的农民男子,他们中许多人不过是男孩,其次是已婚男子,然后是未婚女孩,最后是已婚妇女和儿童。到1914年,生活在圣彼得堡的人中有四分之三出生时登记为农民,而在五十年前,这个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一。该市220万人口中的一半是在过去20年里才抵达的。这股农村移民潮对莫斯科的影响甚至更加明显。大街上成群结队的农民、众多的露天市场(甚至红场上也有一个)、未铺砌的街道,木制房屋以及在工人区周围自由漫步的牲畜,使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一种农村的感觉。至今莫斯科仍被戏称为“大村庄”。

谢苗·卡纳奇科夫(1879-1940)只是19世纪90年代工业繁荣时期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数百万农民中的一员。许多年后,作为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一名小官员,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段经历。卡纳奇科夫出生于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区古塞沃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虽然出身农奴的父亲曾试图通过出租土地、从事贸易和自学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和当地大多数农民一样,一直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每年冬天,父亲都会离开村子到城里打工,留下体弱多病的妻子独自照看农场,她的18个孩子中只有4个活了下来。多年的失望使父亲变成了一个大酒鬼,每次喝醉,就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而,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父亲把酗酒和对上帝深深的敬畏混为一谈;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农民”。年轻的卡纳奇科夫感到生活忍无可忍。母亲早逝后,他埋怨父亲,决心出走。“我想尽快摆脱单调的乡村生活,”他后来写道,“把自己从父亲的专制和淫威下解放出来,开始过一种自力更生的独立生活。”不久,贫穷迫使父亲屈服于儿子的要求。16岁时,卡纳奇科夫终于动身前往莫斯科,父亲安排他在古斯塔夫·利斯特金属工厂当学徒。在那里,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村移民一样,他开始重新定义自己——既是一名工人,同时也是革命运动中的一位“同志”。

卡纳奇科夫离开村庄的动机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梦想。农村生活的枯燥乏味和村庄的与世隔绝,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折磨。一旦他们学会了阅读,这就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了,因为报纸和小册子上城市生活的故事只能让他们对现实绝望。与农民生活的艰辛相比,城市里的任何工作似乎都是令人兴奋和神往的。“我们村所有健康能干的年轻人都逃到了莫斯科,并接受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工作。”谢苗诺夫回忆道,“我们急切地等待着,等到我们长大,在莫斯科找到工作,就是可以离开家乡之时。”谢苗诺夫所在的安德烈夫斯科村,和古塞沃一样,距莫斯科很近,这座城市对年轻农民来说简直就像一块磁石。“我们村离莫斯科很近,”1888年,谢苗诺夫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使我们农民厌倦种地。渴望社交生活,渴望新潮服装,渴望饮酒,渴望追求更轻松的生活——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他们不再关心耕作。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从中挣脱出来,找到一种更容易的生存方式。”

渴望改善社会条件往往与渴望逃离家园和寻找农业以外的工作是同一个意思。在年轻的农民看来,当职员或店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宗法制底层的年轻农民妇女来说,在城市里当家庭佣人(这也是她们中大多数人所做的)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更好、更独立的生活。许多社会评论家注意到这种愿望。例如,一项对20世纪初农村学童的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孩子希望在城市中从事“受过教育的职业”,而只有不到2%的人愿意追随他们农民父母的脚步。“我想当店员,”一位乡村小学生说,“因为我不喜欢在泥土地中行走,我想成为那些衣着整洁的店员。”令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感到震惊的是,许多农村男孩,尤其是他们一旦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就拒绝干农活,并试图通过穿上城市的衣服到处招摇过市,以区别于村里的其他人。

如果说社会抱负往往是那些进城务工农民最主要的动机,那么更常见的是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情况——一个因贫困而被迫迁移的意外结果。但无论如何,城市的经历改变了大多数农民的思维方式——对世界、对自己以及对他们所抛弃的乡村生活的思考。总的来说,它的作用是使他们以世俗化、理性化和人性化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使他们更接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拒绝甚至鄙视乡村文化,及其迷信愚昧和黑暗落后的生活方式。用托洛茨基的话说,那是“圣像和蟑螂”的俄罗斯,而城市以及革命运动中的城市文化(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代表着进步、启蒙和人类解放。布尔什维克党的普通成员都是从农民中招募来的,比如卡纳奇科夫。一旦执政后,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表现出的不信任和蔑视,可以用这个社会事实来解释。因为他们把悲惨的农民世界与自己不幸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个人和阶级身份的形成,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期望,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这个世界应该被彻底铲除。

托一位几年前就在古斯塔·夫里斯特工厂打工的古塞沃邻居,父亲让卡纳奇科夫去那当学徒。大多数移民依靠这种关系在城市安顿下来。来自同一个村庄或地区的农民会组成一个协会(老乡会或同乡会),为他们的同胞提供工厂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整个城市的工厂和地区都被这个或那个地方的农民“殖民”了,特别是如果他们都共享一些宝贵的地方工艺,而雇主利用这些组织来招募工人也并不罕见。例如,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索尔莫沃工业区,是俄国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该地区的工人全部来自周边几个村庄,那里金属加工是一门传统手工艺。通过这些协会,农村移民得以与他们的家乡保持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保留自己在公社分配的份地,并在夏季返回村庄帮助家人收割来补贴工厂的收入。每逢收获季节,工厂就受到严重干扰。其他一些农民则定期寄钱回家。这样一来,当城市里的经济地位不稳定时,他们能够保持一只脚留在农村。事实上,在一些工业地区,比如乌拉尔山脉和南部的矿区,工人们通常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家人在那里经营一块菜地,然后走到工厂和矿场上班。

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自己本质上是农民,并将工厂工作视为“搜刮”现金财富来支持其家庭农场的一种手段。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农民形象——穿着传统的自制棉布印花衬衫,而不是工厂制作的成衣,将头发剪成“锅盖头”,而不是新的城市风格,并拒绝剃掉胡须。“他们生活在拥挤、肮脏的环境中,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了给农村的家里存钱而精打细算,”卡纳奇科夫回忆道。“在节假日,他们参加弥撒,串访同乡,他们的谈话主要是关于粮食、土地、收成和牲畜。”当他们攒够了钱,就回到自己村里,买下一小块土地。然而,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人,更愿意把成为一名城市工人当作自己的未来。他们把农村的土地视为自己扎根城市的退路。

正是通过一个由15名移民工人组成的同乡会,卡纳奇科夫在一间“有各种穷人居住的臭气熏天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15个人共处一室,一起买食物,一起付钱请了一个厨师。每天中午,他们从工厂匆匆赶回家吃饭,像农民们一样,“用木勺子从一个公共的碗里舀白菜汤”。卡纳奇科夫和另一个学徒睡在一张小床上。他的“落脚点”没有窗户,脏兮兮的,充满了“臭虫、跳蚤和人身上的恶臭”。但事实上,他能住在一个私人房间里已经很幸运了。许多工人不得不在工厂营房里凑合着睡一张窄窄的木板床,数百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成排地躺在一起,只有自己的脏衣服作为被褥。在这些被高尔基比作“史前人类穴居”的营房里,既没有洗涤设施,也没有烹饪设备,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去澡堂洗澡,在食堂吃饭。有整个家庭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尽可能地在木板床周围挂上帘子,以获得一点隐私。其他更不幸的则被迫住在廉租房,或者在机器边上吃饭和睡觉。对住宿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工人们不惜将一半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房东们将房间、走廊、地窖和厨房分割开来,以使利润最大化。见钱眼开的开发商争相建造高层公寓,而这些公寓又很快被分割开来。根据1904年的一项调查,圣彼得堡的普通公寓里平均住着16个人,每个房间6人。在工人区,这个数字更高。市议会本可以通过建设郊区和发展廉价交通来缓解住房危机,但来自市中心房东的压力阻止了所有这些计划。

四个莫斯科工人的生活空间

像俄罗斯大多数工业城市一样,圣彼得堡的发展没有任何合理的规划。工厂建在中心居民区,并允许其将工业废物排入河流和运河。家庭供水成了斑疹伤寒和霍乱的温床,沙皇的女儿,塔季扬娜·尼古拉耶夫娜公主在首都三百周年庆典活动期间被感染,即是惨痛的证据。这座沙皇之城的死亡率是欧洲所有首都(包括君士坦丁堡)中最高的,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霍乱。在工人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寓有厕所或自来水。粪便在后院堆积如山,直到晚上才有木车来收集。水是用桶从街边的水泵和水井里打出来的,必须煮沸方能安全饮用。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包括房前屋后,有轨电车内,以及数百个公共场所,都有用粗红色字体写的标语牌,警告人们不要喝生水,尽管口渴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刚从农村来的,很少注意到这些标语。即使在1908-1909年有3万居民死于霍乱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改善该市的供水和排污系统,这俨然是一个全国性的丑闻。关于修建一条通往拉多加湖的管道讨论了很多次,但直到1917年,该项目还停留在图纸上。

从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年轻的卡纳奇科夫就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笨拙和土气的外表:“熟练工们轻蔑地看着我,掐我的耳朵,揪我的头发,叫我‘绿色乡巴佬’和其他侮辱性的名字。”当卡纳奇科夫试图融入新的工人阶级文化时,这些劳工贵族成了他的楷模。他羡慕他们时髦的着装,裤脚露在闪亮的皮靴外面,白色的“幻想牌”衬衫塞进裤子里,衣领上绣着花边。他们身上有肥皂和古龙香水的味道,头发剪成“波兰式”(即把头发分到一边,而不是像农民那样从中间分开),周日则穿着西装,戴圆顶礼帽。他们对自己外表的自豪感似乎传达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而卡纳奇科夫正是要实现这种尊严感。

但就目前而言,他发现自己处于工厂等级制度的底层,是一名非熟练工人,每周工作六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每周只有1.5卢布的微薄工资。俄罗斯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依赖像卡纳奇科夫这样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这是它相对于老牌工业强国的主要优势,在那些国家,有组织的劳工已经赢得了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正如维特伯爵在1900年所说,“在勤俭节约的农村生活中长大”的俄罗斯工人,比欧洲或北美的工人“更容易满足”,因此“低工资似乎是上帝送给俄国企业的礼物”。事实上,随着工厂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雇主们就能够剥削更为廉价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到1914年,妇女占俄罗斯工业劳动力的33%,而1885年为20%,在某些部门,如纺织和食品加工,女工占大多数。工厂对她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此外,她们中的许多人还背负着哺育婴儿和丈夫酗酒的负担。“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工厂女工的过早衰弱,”1913年,一位高级医生写道。“一位50岁的女工视力和听力都很差,头颤抖,肩膀严重驼背。她看起来大约七十岁。很明显,只有别无选择才使她留在工厂,迫使她超负荷工作。在西方,老年工人有养老金,而我们的女工却只能在厕所保洁员的岗位上度过她们的余生。”

沙皇政府不愿通过工厂立法来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是它最大的败笔之一,因为城市中聚集大量不满的工人阶级,是它垮台的主要推手。部分原因在于位高权重的反对派,如最后两位沙皇的亲密顾问、神圣宗教会议的总检察长波别多诺斯托夫,根本拒绝承认“劳工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国仍然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个农业社会。换言之,工人应该被当作农民来对待。还有人担心,通过这样的改革只会提高工人的期望值。但顾虑最多的是,俄罗斯工业很大一部分仍掌握在外国所有者手中,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他们可能会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英国工人在19世纪40年代和德国工人在19世纪80年代取得的成就,在20世纪初仍然是俄国工人无法企及的。两部最重要的工厂法——一部是1885年颁布的禁止妇女和儿童夜间工作的法律,另一部是1897年颁布的将工作时间限制在11个半小时的法律——是大罢工之后,工人从政府手中强抢下来的。但即便是这些改革也留下了重大漏洞。那些雇用了全国大多数工人的小型手工业和血汗工厂,被排除在所有此类保护性立法之外。负责确保工厂遵守法规的监察局缺乏有效的权力,雇主们无视这些权力而不受惩罚。工作区充满了有毒的烟雾,而且不通风。车间地面上堆满了危险的机器,因此事故频发。然而,大多数工人被剥夺了获得保险的合法权利,如果他们失去了一只眼睛或一条腿,只能得到几个卢布的赔偿。

“工厂主是绝对的主权者和立法者,不受任何法律约束,”19世纪80年代工厂管理的主要倡导者扬茹尔教授宣称。实际上,通过以私人合同雇用工人,雇主可以绕过政府大部分的劳动立法。各式各样的条款被加入到工人的合同中,剥夺了他们的合法权利。在有关罚款被取缔很久之后,许多工人仍然因为生产效率低下、破损和轻微违反工厂规则(有时只是在工作时间上厕所)而被克扣工资。一些雇主在工人离开工厂大门时,厚颜无耻地搜查赃物,而另一些雇主则以行为不端为由鞭笞他们。还有一些雇主禁止工人戴帽子,或穿着最好的衣服去上班,以此来教导他们正确的地位。工人们对这种“农奴制”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对他们个人尊严的侮辱。“我们甚至不被认为是人,”一个人抱怨说,“我们被认为是随时可以扔掉的东西。”另一个人感叹道:“在俄罗斯之外,连马都可以休息,但我们工人的生活比马还要糟糕。”随着自我价值意识的提高,工人们要求雇主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他们希望雇主用礼貌的“你”(yi)来称呼他们,而不是他们熟悉的、旧农奴制下的“你”(tyi)。他们希望被当作“公民”对待。往往正是这种人身尊重问题助长了工人罢工和示威,而不是生活上的工资问题。

历史学家们对俄国劳工激进主义的根源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工厂的规模、技能和文化水平、工资和物价的变动、在城市生活的年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汗牛充栋的专著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每个人都希望找到解释“工人革命”起飞的关键动力。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聚焦于城市化的影响。有些人认为,正是那些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工人,那些拥有最高技能和文化水平的人,成为了革命的尖兵。但也有人认为,最近的移民——如托洛茨基所说,那些“从耕地上抓走的、直接扔进工厂熔炉的人”,往往是最暴力的,他们经常将来自农村的、自发的反抗形式运用于他们所处的新的敌对工业环境。

现在已经清楚了,农村移民给城市工人阶级增加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好战因素。在工业化最初的几十年里,劳工骚乱往往以自发的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现,如暴动、大屠杀、抢劫和破坏机器,这类行动很好理解,因为背井离乡但组织混乱的农民群众正在努力适应城市的新世界和工厂的纪律。其中一些“前工业化”的暴力形式成为劳工骚乱永恒的象征。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工人们在罢工和示威游行中,通常会用手推车把他们的工厂老板和工头“运走”,扔进粪池或运河里。然而,如果说这种“原始”的工业抗议形式,或者其背后的生力军,是导致劳工激进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未免言过其时了。到19世纪90年代,罢工成为工业抗议的主要形式,它们需要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只有那些拥有更高技能和文化水平的城市工人才能担当。在这种条件下,农村移民不太可能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农村移民往往根本不愿意参加罢工。他们在村里有一块土地,日子不好过的时候还可以回去,与那些断绝了农村的联系、完全依靠工厂工资生活的工人相比,他们不太愿意承担罢工带来的风险。后者站在了劳工运动的最前线。

这方面,俄国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最熟练、最有文化的工人往往是最不革命的,他们正被纳入更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在俄国会出现这样一个温和的“劳工贵族”。印刷工人,由于他们的高工资和与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角色的候选人。然而,即使他们也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一边。如果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合法工会,那么这些工人可能会从现状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不再要求推翻它。他们也许因此踏上欧洲劳工运动所走的温和改革之路。但俄国的政治形势自然把他们推向了极端。由于无法发展自己的独立组织,他们不得不依靠革命地下组织的领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革命运动是由沙皇政权创造的。

激进主义如果不是一种态度和情绪,那就什么都不是。正如卡纳奇科夫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工人激进主义的根源本质是心理上的。随着他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并获得新的技能,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掌握精密技术的制版师,优秀的建模和铸造金属零件的机器建造业工人,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同时也给他带来更多的钱,使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更大的认识。学习阅读并与其他工人交谈,使他接触到世俗的思维模式和新的“科学”理论,如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削弱了他的宗教信仰。在其他方面,年轻的卡纳奇科夫也在努力摆脱农村的影响。他厌恶同乡会合居者的“流氓行径”,厌恶他们酗酒、斗殴和粗鲁的农民举止。他独自搬进一间小屋,庄严地发誓绝不喝比茶更烈的饮料,并开始了一个严格的自我提高过程,以消除他卑微的农民出身的所有痕迹。他试图为自己塑造一个崭新的形象,效仿“那些年轻的城市金属工人”,用他的话说,“他们独立谋生,没有用伏特加毁掉自己”。他攒钱把头发剪成波兰式,买了一件带珍珠母纽扣的时髦夹克,还有一顶有天鹅绒带的帽子,就像劳工贵族穿的那样。他买了一套西装,一块放在马甲口袋的手表,一顶草帽和一双漂亮的鞋子,用于星期天穿。他甚至花15戈比买了一本《舞蹈与礼仪自修》,上面告诫他不要用餐巾擦鼻子,并教导他该如何吃洋蓟和芦笋等美味佳肴,尽管他后来承认,他“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属于动物、植物还是矿物”。

在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熟练工中,自我提高是一个很自然的愿望,他们急于超越自己的农民身份,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日益增长的尊严感使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这种地位。许多人怀揣着与小资产阶级联姻的美梦,希望自己能开个小商店或办个小企业。他们阅读林荫大道上的日报,如《彼得堡报》,该报宣扬维多利亚时代个人奋斗的理想,为读者提供良好的品味和礼仪问题上的指南,并以关于富人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娱乐他们。

可想而知,在追求体面的同时,劳工精英们也产生了一种洁身自好的态度,他们坚持按严肃而“有教养”的作派行事,从而把自己与“黑暗”的农民工人群体区分开来。但在那些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工人中,比如卡纳奇科夫,这种态度往往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的节制变成了一种激进的清教徒主义,仿佛他们通过节俭和禁欲,通过喝茶和自律,就可以彻底扬弃他们农民的过去。“我们认为,任何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喝伏特加酒,”一位布尔什维克这样回忆道。“我们甚至禁止吸烟。我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宣扬道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放弃了对浪漫的追求,尽管在卡纳奇科夫的例子中,这可能与他自己在女人方面屡屡碰壁有很大关系。他后来承认,革命工人“对家庭、婚姻、甚至妇女都产生了一种负面情绪”。他们认为自己是“注定要牺牲”的男人,他们的命运完全与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接触女孩”只能令他们妥协。这些无产阶级先驱者是如此严格,以至于人们常常把他们误认为是虔诚的圣经教派——帕什科夫派。甚至当警察被命令加强对只喝茶的“革命”工人进行监视时,也一时间迷惑不解。

正是通过那些喝茶的朋友,年轻的卡纳奇科夫第一次加入了地下“学习小组”(一种小型自我教育组织),致力于阅读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教育工人。在早期,这些小组大多由民粹主义学生组织,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当卡纳奇科夫搬到圣彼得堡并加入当地的一个学习小组时,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对卡纳奇科夫来说,就像其他许多“有觉悟的”工人一样,这个小组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为他打开了一扇走进新世界的大门。通过这个小组,他接触到了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著作,接触到了科学、历史、算术和语法方面的书籍,接触到了剧院和经典音乐会,以及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所有这些都让他有一种被提升到比大多数工人更高的文化水平的感觉,后者只会流连酒馆消磨时光。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交往中仍然感到不自在。正如卡纳奇科夫回忆的那样,他们偶尔会被带到时髦的中产阶级家庭作“展示”:

我们的知识分子导师会大声介绍我们,强调说:“觉悟的工人”。然后用茶和各种新奇的小吃招待我们,我们不敢碰这些东西,以免出乖露丑。我们与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谈话有一点神经质。他们会询问我们读过的这本或那本书,询问我们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想法,询问我们是否对宪法感兴趣。有些人会问我们是否读过马克思。我们在困惑中所说的任何蠢话,都会赢得一片假惺惺的赞扬。

离开这些聚会时,卡纳奇科夫和他的朋友们“都长舒一口气,嘲笑主人对我们的生活缺乏了解”。虽然他们表面上同意导师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者可能对革命事业有所帮助,但“一种对他们的敌意,一种不信任感,在我们心中不断滋长。”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感觉——工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愿望与自由主义者的不一样——加速了1917年临时政府的垮台。

这个时期,卡纳奇科夫的社会主义观念开始萌芽。大多数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发现很难接受复杂或抽象的思想,但他们很容易接受简单小册子的宣传,这些小册子以讲故事的形式,描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剥削。高尔基的作品非常受欢迎。从克拉斯诺维多沃逃出来后,他在全国各地流浪,做过各种各样的临时工,直到遇到小说家兼评论家V.G.柯罗连科,后者鼓励他写作。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高尔基闻名全国,成为第一个从农民工、流浪汉和小偷的城市底层中脱颖而出的真正作家,他的故事生动而富有同情心。高尔基穿得像个普通工人,留着海象似的小胡子,脸部棱角分明,在激进知识分子的沙龙里被视为一种现象。工人们很容易代入他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像作家的笔名一样,牢牢抓住了他们自己的反抗和反叛精神(高尔基在俄语中是“苦”的意思)。此外,高尔基对产业工人毫不掩饰的同情,以及对过去“落后的”俄罗斯农民同样毫不掩饰的反感,给像卡纳奇科夫这样试图摆脱自己过去的工人提供了一套全新的道德价值观和理想。例如,在《童年》(1913年)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高尔基问自己,为什么他要记录自己早年所有残忍和痛苦的经历;他给出了一个答案,许多工人,如卡纳奇科夫,必会感同身受:

马克西姆·高尔基

回想起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沉痛的恶行,我不禁反复诘问自己:这种事情值得一提吗?最后我满怀信心地回答:值得,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真实,直到今天它还没有绝迹。必须彻底了解这种真实,才能把它从记忆中,从人的心灵中和我们痛苦而耻辱的整个生活中彻底铲除干净。

高尔基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全被分为好人或坏人——都是根据他们的社会阶层来定义的——没有什么深度或变化。这种道德上的绝对主义也呼应了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阶级和革命意识。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是,正是高尔基笔下的反抗精神使其如此鼓舞人心。《海燕》(1895年)是他借喻一只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飞翔的海燕,激情澎湃地歌颂浪漫的革命英雄,成为革命者的赞歌,并在地下流行,印刷、打字和手写的副本数以百计。像大多数工人一样,卡纳奇科夫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

无畏的海燕,即使你死去。
但在勇敢者的歌声中,精神坚定。
你将永远作为一个榜样活着。
骄傲的召唤——走向自由和光明!

工人们还喜欢阅读外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故事。卡纳奇科夫写道:“无论是反抗宗教裁判所的阿尔比教派、加里波第分子,还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精神上的亲人。”这些外国英雄的战斗与他们自己的截然不同,但无关紧要,因为工人们很快就会在俄罗斯背景下重新演绎这些故事。事实上,由于俄罗斯历史上“革命者”(如普加乔夫或十二月党人)的文学作品受到审查,才使他们不得不向国外寻找灵感。他们继承了俄罗斯优良的阅读传统,把尼德兰人反抗宗教裁判所的斗争看作是他们自己反抗警察斗争所需要的精神和组织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正是这些故事的情感内容——它们把反叛者描绘为浪漫的自由和正义斗士——使它们如此震撼心灵。卡纳奇科夫写道,“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无私的含义,学会了怎样为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在世界各国勇敢的人类解放战士的感召下,他们开始皈依革命。

马克思主义特殊的吸引力源自它对工人阶级的作用和进步思想的重视。19世纪90年代末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第一次吸引了大量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工人投身这项事业,它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1891年大饥荒的教训:由于经济进步,农民注定要消亡;他们是俄国落后历史的遗迹,会被工业扫地出门;民粹主义者对村社的信念(许多农民工仍然坚持这种信念)不再站得住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向工人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农民父母会变得如此贫穷,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迫进入城市。因此,在卡纳奇科夫被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和进步的推崇所折服,与他对自己农民出身的心理排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像许多来自农村的工人一样,卡纳奇科夫将自己大部分的身心投入到通过工业实现解放的理想中。他在工厂“巨大的、有节奏的轰鸣声”中找到了“诗意”。对于像他这样的工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一门现代“科学”,用简单的白纸黑字解释了他们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构,以及如何能够改变它。

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像一种宗教,至少其流行的形式是如此。但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工人极其严肃地相信,马克思的教义是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不相上下;断言他们的信仰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宗教信仰,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然而,在许多这样工人的观点中存在着明显的教条主义,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宗教狂热。它表现在许多工人在达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后,对那些还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的人表现出的那种轻蔑的态度上。例如,一位“同志”傲慢地告诉一位正在逮捕他的警官,他是个“傻瓜”,因为他“从未读过马克思”,“甚至不知道政治和经济是什么”。这种教条主义与可供选择的政治思想相对稀缺有很大关系,否则可以使工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多一点保留和怀疑。但它的根源还在于这些工人中大多数人接受哲学教育的方式。当人们成年后学习孩子们通常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时,他们往往发现很难超越最简单的抽象概念。这些东西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日后难以在更复杂的层面上吸收知识。他们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世界,因为他们狭隘的学识掩盖了任何其他色彩。马克思主义对卡纳奇科夫这样的工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它给了他们一个解决“资本主义”和落后问题的简单方法,而不需要他们独立思考。

对一个工人来说,参加劳工反抗运动无异于自找苦吃。一旦当地警察知道了他的活动,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当作闹事者从工厂解雇。然而,由于工业繁荣时期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巨大,像卡纳奇科夫这样的工人很容易再次找到工作。他们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组织非法的工人俱乐部和协会,直到警察抓住他们,再次迫使他们离开。面对逃亡生活,意志薄弱的激进分子可能会选择返回安全的家乡。但对卡纳奇科夫这样的工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已经把自己,连同他们的自我一起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回到落后的村庄会破坏他们得之不易的自我意识。唯一的选择是加入地下革命运动。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同志情谊,部分弥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的无根感。正如卡纳奇科夫所说,党组织成了工人的“家庭和炉灶”。他的“战友”取代了“他的兄弟、姐妹、父亲和母亲的位置”。此外,加入这个秘密团体也有其浪漫的吸引力,正如另一位布尔什维克工人所解释的那样:“时刻有被捕的危险,我们的秘密会议,以及意识到我不再是一粒沙子,不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对政府和富人构成危险和威胁的组织的成员——所有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和刺激的。”

这种对党的归属感和成为其历史使命的一部分的感觉,为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分歧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起初,同志关系比阶级关系更有力量。然而,当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和不信任。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罢工是独立劳工运动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大多数罢工是由熟练工人自己领导的,尽管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传播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推动罢工更加广泛和有效。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致力于发动群众性罢工的想法。但在这十年的末尾,许多人开始声称,劳工运动由于狭隘地关注面包和黄油问题,其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沙皇政权。他们要求开展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运动,让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和组织,而不是工人们自己,来扮演主导角色。这就是劳工运动的经济目标与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野心之间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将导致整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分裂。

卡纳奇科夫一只脚在金属工厂,另一只脚在地下革命,现在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1905年革命前夕,正如我们从他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自豪的话中得知的那样,他离开了工厂,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全职的“职业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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