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剧》第一部第二章第五节:人民的监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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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克斯纳河沿岸基里洛夫镇的乡村女孩

大多数沙皇帝国的民族运动肇始于19世纪中叶文学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厌倦了城市生活的浪漫主义作家、学生和艺术家们到乡间旅行,寻求新鲜和灵感。他们将农民同胞简单朴素的乡村生活方式理想化,再在作品中加入民俗主题,试图创造一种“民族风格”。这种对本土文化——民歌和民间传说、当地风俗和方言、农民手工艺和服装——的借鉴,绝非一种过时的田园风尚。它是一个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更广泛的自觉运动的一部分:创造一套民族符号作为他们自己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城市知识分子与其说是在观察农民的生活,不如说是在以自己的形象重塑和神话它。他们认为乡村的民间文化是他们民族古老的起源,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自己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不是农民,在去教堂的时候穿上了民族服装,并在家里摆满“农民风格”的家具和餐具。正是他们涌向二十世纪初风靡东欧各城市的民族和民俗博物馆。但如果他们不去这些博物馆,而是亲自去村庄,实地考察这种民间文化,可以说,在原生地,他们会发现它正在快速消失。在廉价工业的竞争下,古老的手工艺正在消亡。农民越来越多地穿着和城市工人一样的成衣,购买同样的罐头和瓶装食品,使用同样的厂制家具、家用器具和亚麻布。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才买得起传统手工艺品。

这种民族主义本质上的资产阶级特征在芬兰清晰可见。芬兰大公国比沙皇帝国的任何其他地区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因为在1808-1809年从瑞典手中夺取芬兰时,俄国人承认了更自由的瑞典人给予芬兰人同等的权利和特权。这些文化自由使一小部分具有民族意识的本土知识分子得以成长,他们从《卡勒瓦拉》等芬兰民间故事的出版中获得灵感,并且自19世纪60年代起,通过开展芬兰语与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瑞典语平等的全国性运动,他们变得越来越团结。

在波罗的海诸省,围绕着在学校和大学、文学出版物和官方事务中争取母语权利的活动,也发生了类似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与其说是针对俄国人,不如说是针对德国人(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或波兰人(在立陶宛),在18世纪被俄罗斯人征服以前,波兰人已经统治了这些地区。在这里,本土语言只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存活下来(本土精英已经被主流语言文化所同化)。它们实际上不过是些农民方言,彼此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又各具地方特色,就像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盖尔语一样。到19世纪,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将这些方言收集起来,使其标准化,形成一套具有固定语法和正字法的书面语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农民能够阅读这种“民族语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发现很难理解,因为它通常要么基于某一主要的方言,要么是一种人为的结构,一种由所有不同方言组成的农民世界语。然而,这种文学母语的创造,以及用其散文写成的民族文学和历史的出版,有助于开启国家建设的进程,并使未来几十年里用这种新兴的民族文化教育农民成为可能。在爱沙尼亚,这一国家复兴的文化里程碑是1857年克鲁茨瓦尔德的史诗《卡列维波埃格》出版,以及同年创办了面向农民读者的爱沙尼亚语报纸《邮报》。在拉脱维亚,还有一份1878年出版的母语报纸《声音》,该报与拉脱维亚协会一样,致力于将当时包括拉脱维亚领土在内的利沃尼亚和库尔兰两省的人民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拉脱维亚民族。最后,在长期受波兰人统治的立陶宛,19世纪后半叶也发展了一种民族书面语言(为了报复波兰人,它以捷克字母为基础),并开始出现本土文学。

正如波罗的海一样,被瓜分后的波兰,国家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波兰只存在于对历史上波兰王国的想象和记忆中,这个王国在十八世纪末被东欧列强打败和征服之前一直存在。它的精神体现在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歌中,体现在天主教会的爱国颂歌中,以及——至少爱国者们声称(因为他有一半法国血统)——体现在肖邦的音乐中。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对波兰人来说是一种慰藉,也是对政治的一种替代。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很少,公开反对俄国的人更少。审查制度和无时无刻的逮捕危险迫使有文化的人退回到诗歌的世界中(就像在俄国一样,波兰的文学是政治的隐喻)。1830年的波兰起义,甚至是1863年的大起义,都是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杰作,他们大多是学生、军官、神父和较开明的贵族地主。这两次起义都没有赢得农民的支持,他们对自己是波兰人几乎没有什么概念,无论如何,他们对从贵族手中获得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更感兴趣,而不是为贵族和知识分子领导的事业而战。

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渴望最初和最主要的表现在乌克兰尤为明显,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帝国所有主体民族当中,乌克兰人在文化上最接近俄罗斯人。俄国人称乌克兰为“小俄罗斯”,并规定印刷“乌克兰”一词为非法。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十世纪俄罗斯基督教的发祥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土地权和习俗方面——实际上只是在13世纪和17世纪之间才发展起来的,当时乌克兰西部处于波兰和立陶宛统治之下。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竭尽所能,以证明这些区别是民族独立的文化基础。

他们从邻近的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中受到启发。作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加利西亚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自治权。这使得乌克兰人,或奥地利人所称的“鲁塞尼亚人”(拉丁语中的“俄罗斯人”),能够在小学和公共生活中推广自己的乌克兰语,出版母语报纸和书籍,推进乌克兰历史和民间文化的研究。加利西亚成为沙皇时期乌克兰其他民族运动的一个“乌克兰的香格里拉”:一针民族意识的强心剂,一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绿洲。其首都利沃夫,也被德国人称为伦贝格,俄国人称为里沃夫,是一个繁荣的乌克兰文化中心。虽然是沙皇的臣民,但作曲家李森科和历史学家赫鲁舍夫斯基都在加利西亚找到了自己的祖国。十九世纪中期开创了乌克兰文学语言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都从加利西亚方言中借用词汇,他们认为加利西亚方言是最先进的,尽管后来他们试图通过报纸和书籍接触农民时,被迫以波尔塔瓦民间俗语为基础,这种方言在乌克兰中部最为普及。基里尔和梅福季协会于1847年被沙皇当局解散之前,出版了许多复兴民族文学的开创性文本。其中,塔拉斯·舍甫琴科的浪漫主义诗歌是最重要的,在塑造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方面堪比密茨凯维奇的波兰诗歌。尽管受法律限制,但乌克兰语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一般。许多作品是由俄罗斯地理学会基辅分会出版的,该分会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成员致力于研究乌克兰的民间文化、语言和历史。

在帝国的非欧洲地区,这一民族运动文化阶段的起步要慢得多。1827年俄国击败波斯后,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对沙皇统治扩展到他们国家的东半部表示欢迎。他们现在有了一位基督教统治者来保护他们不受土耳其人的伤害,而且,他们希望能解放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另一半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文化的保护仍以格里高利教会及其学校为中心,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化运动之前,这些教会将亚美尼亚人与俄罗斯人联合起来,作为基督教同胞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相比之下,在邻国格鲁吉亚,语言而非宗教才是民族身份演变的关键。与亚美尼亚教会不同,格鲁吉亚教会已经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而格鲁吉亚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封建主义历史产物,尽管并不完善,但在1801年被吞并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已经被俄罗斯的庄园制度同化。19世纪60年代的农奴解放运动,摧毁了统治知识界的格鲁吉亚贵族。他们发展出一种怀旧的民族主义:恰夫恰瓦泽和巴拉塔施威利的浪漫主义诗歌哀叹着中世纪格鲁吉亚王国昔日的荣光。最后,在19世纪被俄罗斯征服的阿塞拜疆,民族意识的出现因伊斯兰教的统治而变得复杂,伊斯兰教倾向于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阻碍了世俗文化和大众书面语言的发展。讽刺的是,正是俄国人率先鼓励阿塞拜疆人发展世俗文化,推广有“鞑靼莫里哀”之称的阿洪扎达的戏剧,并委托编写阿塞拜疆民间文化和语言的历史,以此来抵御穆斯林势力对帝国南部的侵蚀。

在这里,初具规模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影响农民群众的能力受到社会普遍落后的阻碍,这一点比其他地方更甚。这是整个沙皇帝国的问题。绝大多数农民被孤立在偏远的村落,没有学校,也没有与更广阔的世界的交流,他们对自己的国籍没有任何概念。他们的文化是一种由传统和口语主导的地方文化。它局限于一个狭小的世界里:村庄及其田地,教区教堂,地主庄园和当地市场。除此之外,就是外国了。例如,在爱沙尼亚,农民简单地称自己为maarahvas,意思是“乡下人”,而他们对saks(来自撒克逊语——即德语)一词的理解只是指地主或主人;直到19世纪末,当塔林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影响力扩展到村庄时,这些术语才有了新的民族含义。在波兰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波兰人,直到我开始阅读书籍和报纸,”一位农民在1920年代回忆说。他所在地区距离维斯瓦河畔的华沙不远,当地人称自己为马祖利亚人,而不是波兰人。

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北部,有如此多的种族和宗教混杂在一起——区区剑桥郡大小的地区,可能就有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和立陶宛人的村落——所以除了局部地区,民族认同很难在大众意识中扎根。一位英国外交官——尽管他无疑是一位大帝国主义者,因此对像乌克兰这样的小农国家的要求有些蔑视——得出结论说,直到1918年,情况依然如此:

如果有人问一位乌克兰普通农民的国籍,他会回答说他是希腊东正教徒;如果有人问他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他可能会回答说他是农民;如果有人坚持要知道他讲什么语言,他会说他讲的是“当地语言”。也许有人会让他用一个合适的国名来称呼自己,说他是“俄罗斯人”,但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因为他不懂这个词与“乌克兰人”的区别;换言之,他根本没有用知识分子熟悉的术语来看待国籍问题。同样,如果人们试图找出他希望属于哪个国家——他是否希望由一个全俄政府或单独的乌克兰政府来统治——就会发现,在他看来,所有政府都是讨厌的,最好是让“基督教农民”自己管理自己。

在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车臣人、达吉斯坦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这种本地化的身份认同形式甚至更加明显,尽管沙皇的行政机构名义上管理着这些地区,但部落的封地仍然占主导地位。

很明显,要让农民接受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新兴民族文化,并让他们以民族的方式思考问题,取决于他们狭隘的乡村文化能否向外部世界普遍开放。正如欧根·韦伯在其杰作《从农民到法国公民》一书中表明的那样,这是19世纪后半期一个在欧洲广泛存在的现象。它取决于国家教育在农村的扩展,取决于农村机构的发展,如俱乐部和社团、市场和合作社、农民联盟和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整合,也取决于公路和铁路、邮政和电报、报纸和杂志向偏远农村地区的渗透。

例如,在波兰,随着农村教育和合作社等农村机构的普及,以及农民越来越多地涌入城镇,广大农民的国家意识得到了发展。在格鲁吉亚,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类似的进程相关。格鲁吉亚农民越来越多地融入市场经济,向亚美尼亚商人出售谷物、水果、葡萄酒和烟草,而第比利斯,一个曾经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城市,也从较贫穷的移民农民中发展出了一个格鲁吉亚工人阶级。在巴库,就像第比利斯一样,亚美尼亚商人和工业家的统治成为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涌入巴库石油工业郊区的阿塞拜疆移民农民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焦点。在伏尔加河的鞑靼地区,泛突厥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从贾迪德运动中找到,该运动提倡对当地群众进行世俗教育,以反对穆斯林宗教领袖提供的旧式精英学校教育。到1900年,贾迪德派控制了伏尔加河一千多所小学。与此同时,在喀山师范学校和喀山大学,出现了一个本土的、越来越反叛的鞑靼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喀山本身主要是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西部(加利西亚),农民民族意识的发展与读书会、信用社、合作商店、合唱团、保险机构、志愿消防队和体育协会等农村机构网络的形成齐头并进,这些机构都与民族运动有关。乌克兰语报纸《祖国报》是民族主义者进入乡村的主要渠道:它通过密切关注当地事务,并结合巧妙地宣传民族事业,吸引了大量农民读者。《祖国报》的读者,像读书会和其他民族运动基层机构的成员一样,主要是新的“觉悟型”农民——年轻、有文化、节俭和清醒,最重要的是,追求进步——二十世纪初,他们从教区学校中脱颖而出,与当地的神父、唱诗班成员和教师们一起组成了民族运动的农村大军,他们慢慢地从当地市长及其在乡村的党羽(主要是犹太人)手中接管了地方政府,后者大多是由波兰地主任命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运动是彻底的民主:它把政治带到了田间地头。

在奥地利和沙皇统治下,乌克兰民族运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仍然以农民为基础。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都以城镇为中心。在1917年11月制宪会议选举中——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71%的乌克兰农民投票支持民族主义者。当然,最终还是被1917-1921年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碾轧,这揭示了民族运动根本的弱点: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都表明,农民在政治上太孱弱,如果没有城镇的支持,无法维持一个革命政权。但在早期,当民族运动的主要关注点是建立一个民众基础时,这种独特的农民特征是力量的源泉。90%的乌克兰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乌克兰的城镇被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所控制;甚至居住在那里的少数乌克兰人——大部分是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也很容易被俄罗斯化。因此,成为一名乌克兰人实际上意味着成为一名农民(即处于双重不利的地位)。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实,乌克兰语最初的“公民”(hromadjanyn)一词来源于“城市”,是以“村民大会”(hromada)为基础的。乌克兰民族运动是作为一个反对“外国”城镇影响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鼓动者将农民与城镇有关的全部罪恶——国家的压迫、贵族的财富和特权、高利贷者和商人的贪婪与狡诈——归咎于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将乌克兰乡村纯朴的生活方式与这个陌生的城市世界的腐败作对比;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造的商品和城市生活方式对乌克兰乡村的渗透,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他们将其描述为对“民族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传统工艺将被制成品所取代。“诚实”的乌克兰店主将被“欺骗”的犹太人店主所取代。合作社运动是乌克兰农村民族主义组织的支柱,它的发展目的——用他们的话说——是保护朴实的农民免受犹太商人和财主的剥削。

但如果说民族主义者对农民的吸引力仅仅是基于仇外心理和对城镇的敌意,那是不公平的。例如,农民的土地斗争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那里四分之三的土地所有者要么是俄罗斯人,要么是波兰人。1902年,这片土地上的农民革命首先在波尔塔瓦省周边地区爆发,而那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最激进的,这并非巧合。民族运动激化了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并使之政治化。它把单个村庄的斗争与全体乌克兰人民反对外国地主和官僚阶层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民族主义者是如何建立这种联系的?让我们举两个他们夸耀的例子。一个是农民与地主在森林和牧场上的冲突。在乌克兰农奴解放运动期间,地主将森林和牧场圈起来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从而剥夺了农民在农奴制下获得的,在这些土地上伐木和放牧的传统权利。通过帮助农民为恢复这些权利所进行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民族主义者得以让他们参与到自己更广泛的政治运动中。事实上,这一时期许多浪漫的民族主义民间文化都以森林和牧场为主题,将其作为祖国土地的主要象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农民的热情和情感了。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农村贫困的原因。民族主义鼓动者把他们的贫困放在乌克兰半殖民剥削的大背景下作解释。他们说,乌克兰一半以上的农业盈余被出口到俄国或国外;乌克兰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俄国对进口商品——如煤油、伏特加和火柴——课以重税,迫使他们出售大部分食品,以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在独立的乌克兰,农民会过得更好。通过传播这些观点,乌克兰农民越来越多地在更广泛的国家背景下解释自己的经济斗争——他们由此获得了力量和团结。例如,最近一位学者发现,农民会在整个地区协调他们的投票方式,以确保在地方政府选举中击败实力强大的波兰-犹太或俄罗斯候选人。

民族主义者争取语言权利的斗争也是农民的解放运动。除非农民能够听懂政府和法院的语言,否则他们无法直接获得政治或公民权利。除非农民能学会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否则他们就没有改善社会的希望。除非农民能理解他们的神父,否则他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灵魂担忧。然而,公开使用自己的母语不仅仅是必要的,更成为了每个乌克兰农民自豪感和尊严的问题,这为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基础。正如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在回顾1917年革命时所承认的那样:“农民的政治觉醒不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除了通过他们自己的母语——以及随之产生的学校、法院、自治等一切问题。谁反对这一点,谁就是试图抹杀农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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