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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悲剧》第一部第二章第四节:被亵渎的俄罗斯

Ⅳ 被亵渎的俄罗斯

上帝保佑东正教沙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
愿他统治莫斯科王国
还有整个神圣罗斯的土地

根据民间歌谣,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1619年,即登上俄罗斯王位六年后,得到了他的父亲,大牧首菲拉列特的赐福。“神圣罗斯土地”的神话是17世纪初罗曼诺夫家族发展起来的沙皇俄国的基本理念。他们王朝的建立,正如1913年三百周年庆典宣传中所介绍的那样,象征着以捍卫东正教为基础的新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传说中,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在内战和波兰干涉的“大动乱时代”(1598-1613年)后,由全体俄罗斯人民选出来的。这片“神圣罗斯土地”因此在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下重新统一,米哈伊尔从天主教徒手中拯救了东正教俄罗斯。从此,“神圣罗斯”的观念——即捍卫东正教的堡垒——成为王朝合法化神话的基石。

这并不是说神圣罗斯的观念缺乏民众基础。至少从17世纪开始,民谣和哥萨克史诗就一直在谈论神圣罗斯的土地。在这片沃野万里,经常受到蒙古人和鞑靼人铁蹄践踏的欧亚大陆上,基督教自然而然成为斯拉夫人自我认同的象征。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东正教的信徒。事实上,“神圣罗斯”(Sviataia Rus)一词只适用于旧俄罗斯,而俄罗斯人(russkii)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不可能说“神圣俄罗斯”(Sviataia Rossiia),因为俄罗斯(Rossiia)这个新名词只与帝国国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俄语中表示农民的单词(krest’ianin),就是将在所有其他欧洲语言中代表国家或土地的词根,与基督教徒一词(krist’ianin)相结合。

但是,神圣罗斯的流行神话已经将人民和他们的习俗神圣化,而官方神话则以沙皇的名义使国家神圣化。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继承了东正教最后一个首都拜占庭的遗产;俄罗斯成为上帝为拯救人类而挑选出的“圣地”。这种救世主的使命赋予了沙皇一个独特的宗教角色:在全世界宣扬真理,打击异端。沙皇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国王,就像西方中世纪传统一样——虽然是凡夫俗子,但以神圣的权利进行统治;他还被塑造成人间的神,作为一个统治者由神授意,成为圣人。正如迈克尔·切尔尼亚夫斯基在他对俄罗斯神话卓越的研究中所展示的那样,在俄罗斯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对那些为了祖国和信仰而献身的国君进行封圣。沙皇利用教会律法迫害他们的政治对手,而西方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在沙皇的统治下,整个俄罗斯变成了一座巨大的修道院,在那里所有的异端邪说都被连根铲除。

只是从18世纪开始,沙皇权力的这种宗教基础才逐渐被世俗基础所取代。彼得大帝试图按照西方专制主义方式改革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了使教会从属于国家,教会的管理权从牧首转移到神圣宗教会议,这是一个由沙皇任命的普通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机构。到19世纪,它的世俗代表,即总检察长,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教会事务部长的地位,控制着主教任命、宗教教育和大部分的教会财务,但不负责神学教义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神圣宗教会议仍然是沙皇手中忠实的工具。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教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土地给国家,现在它依靠国家的资金来供养10万名教区神父及其家庭,因此不破坏现状符合教会的利益。尽管如此,把教会描绘成一个顺从的国家机关是错误的。沙皇对教会的依赖程度与教会对沙皇的依赖程度一样:他们是相互依赖的。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国家,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教会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宣传武器和社会控制手段。

神父们被要求在讲坛上谴责一切形式反对沙皇的异议和行为,并向警方通报教区内的颠覆分子,即使是他们通过忏悔获得的消息。他们承担着琐碎的行政职责:帮助警察管治流浪者;宣读帝国的宣言和法令;向当局提供在教区簿册上登记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统计数据,等等。通过41000所教区学校,东正教神职人员还被要求教育农民儿童不仅要对沙皇及其官员,而且要对他们的长辈与上级,表现出忠诚、尊敬和服从。以下摘录自神圣宗教会议编写的学校基本教义:

问:我们应该如何表达对沙皇的崇敬?
答:1、我们应该对沙皇忠心耿耿,时刻准备为他牺牲生命。2、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服从他任命的政权。3、我们应该为他的健康和救赎祈祷,也为整个统治家族的健康和救赎祈祷。

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违反了对君主应尽义务的人?
答:他们不仅在君主面前有罪,而且在上帝面前也有罪。神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罗马书,13:2)

就教会而言,它在旧政权的道德体系中被赋予了一个卓越的地位。只有教会被允许在帝国境内进行宣教和传教工作。沙皇政权的俄罗斯化政策有助于促进东正教事业:例如,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有4万名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皈依了东正教,尽管只是名义上。教会对持不同政见的宗教派别,特别是旧礼仪派,从法律上严历打压。直到1905年,东正教的任何人改变信仰或发表攻击东正教的言论都是犯罪。所有关于宗教和哲学的书籍都必须通过教会的审查。此外,在一系列道德和社会问题上,教会的影响仍然占主导地位,有时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通奸、乱伦、兽交和亵渎的案件都在教会的法庭上审理。由于国家把这些问题交给教会处理,并且不制定自己的惩罚,因此,判决的结果只能是纯粹的宗教惩罚,更遑论是中世纪的惩罚,例如苦修和监禁在修道院里。在离婚问题上,教会的影响力也举足轻重。获得离婚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教会法庭以通奸为由,这是一个困难的、往往是痛苦的过程。19世纪末,在私人性行为问题上变得更加僵化的教会成功阻止了放宽离婚法,将整个问题转移到刑事法庭的企图,并且在维护旧的宗法秩序时,与最后两位沙皇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世界的斗争中结成了天然的联盟。简言之,帝国晚期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东正教国家。

但它还是神圣的吗?这是教会领袖们担心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在旧政权的最后几十年里,许多较为自由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呼吁改革教会与国家的关系。1917年之后,有许多受到惊吓的基督徒——布鲁西洛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认为这场革命是由于教会的影响力下降而引起的。这当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但毫无疑问,社会革命与社会世俗化密切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

城市化是根本原因。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在城市中建造教堂的速度,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赶出了有教堂的村庄,被迫生活在无神的状态下。例如,在二十世纪初,莫斯科郊外的奥列霍沃-祖耶沃工业区只有一座教堂,却要服务4万名居民。顿巴斯矿区首府尤佐夫卡,也就是今天的顿涅茨克,两万名居民只有两座教堂。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的问题。教会也未能找到一个城市使命,解决城市生活出现的新问题,像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卫理公会那样。事实证明,东正教神职人员没有能力为工厂和廉租房的世界创造一个受欢迎的宗教。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如圣彼得堡的激进传教士加蓬神父,他在1905年1月领导工人游行到冬宫,很快就被教会的保守派领袖否定了,他们对受宗教启发的社会改革呼吁毫无兴趣。

城市化发展给世俗化产生了额外的推动力。迁移到城市的年轻农民离开了神父和农民长老占主导地位的,古老的乡村口头文化,加入到书面文字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文化,在这里,教会被迫与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竞争。在通过工业学校进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过程中,一个农民实现了这一飞跃,他就是谢门·卡纳奇科夫。他在自传中回忆19世纪90年代,当他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在一家社会主义者宣传活跃的机器制造厂工作时,他的叛教行为是如何慢慢培养起来的。起初,他有点害怕这些“学生”,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可能会动摇我的信仰,导致我在来世遭受地狱般永恒的折磨”。但他也钦佩他们,“因为他们如此自由,如此独立,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地球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让他们害怕”。随着这个乡下男孩越来越自信,并试图效仿他们的个人主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他们的影响。腐败的神甫和欺诈的“神迹”故事开始动摇了“我赖以生存和成长的道德基础”。一位年轻的工人向他“证明”上帝并没有创造人类,他指出,如果在一个盒子里装满泥土并保持温暖,最终会有虫子和昆虫爬出来。这种庸俗化的前达尔文主义科学,广泛存在于当时的左派小册子中,对卡纳奇科夫这样的年轻工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的我逐渐从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了,”他后来写道。“我不再去找神父‘忏悔’,不再上教堂,并开始在四旬节守斋期间吃‘禁忌’食物。然而,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放弃划十字的习惯,特别是当我回村度假时。”

那么农村本身又如何呢?这里是“神圣罗斯”的基石,被认为是教会所谓的堡垒。俄罗斯农民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悠久的神话之一,同时也是俄罗斯灵魂的深度。但实际上,俄罗斯农民与东正教的关系从来都是半心半意的。在他古老的异教民俗文化上,只涂了一层薄薄的基督教外衣。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农民表现出极大的外在虔诚。他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划十字,每隔一句话就念一次主的名字,定期去教堂,总是遵守大斋节禁食,从不在宗教节日里工作,甚至还时不时地去圣地朝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斯拉夫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希望把这看作是农民对东正教信仰深深依恋的一个标志。当然,大多数农民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这是事实。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世纪初走进一个俄罗斯村庄,问村民他们是谁,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是东正教徒,来自俄罗斯。”但农民的宗教与神职人员的书本式基督教相去甚远。他们把异教和迷信、魔法和巫术与他们对东正教的信仰混为一谈。这是农民自己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为了适应他们不稳定的农耕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

斯摩棱斯克省的宗教游行

由于不识字,普通农民对福音书知之甚少。主祷文和十诫对他来说更是陌生。但他确实对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有些模糊的理解,毫无疑问,他希望终生遵守教堂仪式,能够以某种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他认为上帝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精神。高尔基描述了他在喀山附近村庄遇到的一个农民:

他把上帝想象成一个高大、英俊的老人,一个善良、聪明的宇宙之主,他没能完全征服邪恶,仅仅是因为“太多的人为此而生,他不能时刻无处不在。但你看,他会成功的。可我完全不能理解基督!在我看来,他毫无用处。有上帝,这就够了。但现在又多了一个!他们说是儿子。就算他是上帝的儿子又如何?据我所知,上帝没有死。”

圣像是农民信仰的中心。他遵循教堂里圣像讲述的圣经故事,相信圣像有神奇的力量。农民小屋一角,他放置家庭圣像的地方,就像炉子一样,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它庇护着他已故祖先的灵魂,保佑家庭免受邪灵的侵扰。每当农民进出家门时,他都要脱下帽子,在圣像面前鞠躬并画十字。然而,正如别林斯基向果戈理指出的那样,农民也发现了这个圣物的另一种用途。他谈到圣像时说:“它适合祈祷——你也可以用它来盖锅子。”

农民以同样朴实的方式分享教会的圣徒崇拜,并在其中加入自己与农业世界有关的异教神灵。有弗拉斯(牛的守护神)、弗罗尔和拉夫尔(马的圣人)、以利亚(雷和雨的圣人)、穆切尼察·帕拉斯科娃(亚麻和纱线的圣人),以及无数其他精灵和神明——家庭、河流、森林、山脉、湖区和海洋——被助产士、治疗师、巫医、血手、接骨师、巫师和女巫通过其咒语和祈祷来召唤他们。俄罗斯农民是出了名的迷信。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受到恶魔和邪灵的困扰。这些恶魔和邪灵向庄稼和牲畜施法,使妇女不能生育,造成不幸和疾病,并使死者的灵魂回来纠缠他们。这些咒语只能由神父或其他有天赋的人借助圣像、蜡烛、草药和原始的炼金术来驱除。这是一个奇怪的宗教世界,尽管近年来进行了许多很好的研究,但我们永远别指望完全了解。

教区神父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挣扎在教会的官方宗教和农民的异教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上。从各方面来看,农民并不尊重他们的神父。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说,俄罗斯农民看待他们当地的神父,与其说是“精神指导或顾问,不如说是从事圣礼批发和零售交易的特殊商人”。由于无法靠国家提供的微薄补贴,或耕种自己小教堂的地皮来维持生计,神职人员严重依赖向农民收取服务费:婚礼两卢布;庄稼祈福一只母鸡;葬礼几瓶伏特加;等等。农民的赤贫和神父的贪婪往往使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漫长而激烈。农民新娘要在教堂里站上几个小时,或者死者会好几天不下葬,而农民和神父则为费用讨价还价。神职人员如此厚颜无耻的(尽管往往是必要的)讨价还价,必然会损害教会的威信。许多神父的教育水平低下,贪污腐败、嗜酒成性,他们与警察的关系众所周知,他们普遍对当地士绅卑躬屈膝,所有这些都令世人所不齿。“在任何地方,”一位十九世纪的教区神父写道,“从最富丽堂皇的客厅到烟雾缭绕的农民小屋,人们都在用最恶毒的嘲讽、最深刻的蔑视和无限的厌恶来贬低神职人员。”

这很难使教会成为希望保护农民群体不受现代城市阴险的世俗文化影响的力量所在。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上教堂次数的下降感到担忧,将其归咎为农村“流氓习气”、土地财产暴力袭击和其他社会丑恶现象的抬头。正是出于对基督教引导农民的关注,人们越来越多地呼吁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这些呼声首先由本世纪中叶从神学院走出来的新一代自由主义神职人员发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些“自由主义教士”受到了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的启发,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更有良知。他们谈到要振兴教区生活,向农民灌输“有意识的”基督教思想。他们认为,通过使教区教会更贴近农民的生活——教区居民应该对当地教会有更多的控制权;应该有更多的教区学校;应该允许教区神父集中精力处理宗教和传教事务,而不是被琐碎的官僚事务拖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教会从对国家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否则就不可能恢复活力,自由派神职人员的要求发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运动,旨在全面改革教会与沙皇国家的关系。这场运动在1905年达到高潮,来自各阶层的神职人员呼吁成立一个教会委员会(Sobor)以取代神圣宗教会议。许多人还呼吁将教会权力从圣彼得堡和修道院下放到教区,甚至从那里的教区再下放到堂区。虽然宣称这场运动是1905年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是错误的,但神职人员对教会改革的要求和自由主义者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之间肯定有相似之处。与地方自治人士一样,自由派神职人员希望获得更多的自治权,以便他们能在当地社区更好地服务社会。

这远远超出了教会中保守派允许的边界。虽然他们支持教会自治的一般概念,但他们不准备看到任命的主教或修道士的权威以任何方式被削弱。他们更不愿意接受首相维特伯爵在1905年出台《宗教宽容法》时提出的论点,即只要教会接受改革,回归自己的宗教生活,结束对东正教对手的歧视就不会伤害教会。教会的上层人士可能会一时被他们自由主义兄弟们所鼓吹的自治的诱人前景所鼓舞,但维特坚持将宗教宽容作为实现自治的代价(这一政策的动机是为了争取旧礼仪派和犹太社区中重要的商业团体),肯定会把他们赶回保守派的巢穴。1905年后,他们与宫廷和俄罗斯人民联盟等极右翼组织结盟,反对自由派所有进一步改革教会和扩大宗教宽容的尝试。因此,“专制、东正教和民族”的旧联盟在自由主义道德秩序的威胁下得以复兴。这场意识形态冲突是塑造1905-1917年俄罗斯历史的最决定性因素之一。

随着自由主义神职人员的失败,教会陷入了极度分裂和虚弱的状态。沙皇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支柱终于开始瓦解。拉斯普京在教会内部的崛起标志着教会自身的最终崩塌。“神圣宗教会议从未如此堕落过!”。1916年2月,一位前部长对法国大使说,“没有比这种方式更能摧毁所有对宗教的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了。不久之后,东正教还剩下什么呢?当风雨飘摇的沙皇政权寻求支持,它会发现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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