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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悲剧》第一部第一章第二节:微雕刻家

Ⅱ 微雕刻家

特鲁别茨科伊的亚历山大三世骑马雕像

离三百周年庆典还有四年,杰出的雕刻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就完成了前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骑马雕像,该雕像矗立在圣彼得堡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对面的兹纳缅斯卡亚广场上。这是独裁政权一个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的人形象征,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决定将其保留在原地,直至20世纪30年代——作为旧政权一个可怕的警世。亚历山大巨大的青铜雕像僵硬地跨坐在马背上,这匹马硕壮无朋,敦厚笨拙,四条粗腿像柱子一样固定在地面上。骑士和马被雕刻得如此沉重和坚实,以至于他们似乎不可能移动。许多人认为它代表了专制政府自身的惰性,也许还含有一丝有意无意的讽刺意味。工人们很快看出雕像有趣的一面。他们称之为“河马”,并哼唱诙谐的小曲:

这里矗立着一个五斗柜,
柜子上有一头河马,
河马上坐着一个白痴。

甚至连艺术学院院长、已故沙皇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也谴责该雕像是一幅漫画。由于亚历山大三世一直害怕马,特鲁别茨科伊选择以骑马形式建造雕像无疑是命运一个残酷的反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亚历山大三世的体重不断增加,骑马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几乎不可能找到一匹他能跨上的马。

尼古拉对这种讽刺无动于衷。就他而言,特鲁别茨科伊的雕像象征着他父亲统治时期独裁政权的力量和牢固。他下令为他所钟爱的首都莫斯科也建造一座更大的亚历山大雕像,以迎接三百周年大典。这座令人敬畏的纪念碑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并在庆典期间举行盛大仪式,由尼古拉亲自为它揭幕。与它在彼得堡的兄弟不同,新雕像将沙皇的形象与强烈的象征意义结合在一起,没有任何艺术上的矫饰。沙皇巨大的身影是一个没有人类表情的人体模型,是专制权力的整体化身。它笔直地坐在王座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佩带着所有沙皇威权的象征——皇冠、权杖、宝球、皇袍和全套军装——背靠大教堂,凝视克里姆林宫,就像一位埃及法老一样,除了思考自己浩瀚无边的权力外,心无旁鹜。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外的亚历山大三世雕像

自从1894年亚历山大去世后,尼古拉对父亲的记忆产生了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敬,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独裁者。亚历山大统治着俄罗斯,就和中世纪的领主统治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他把权力牢牢抓在手心里,像将军指挥战争似的指挥着他的大臣们。他甚至看起来都像一个独裁者该有的样子——身长六英尺三英寸,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满脸又黑又密的络腮胡子。此人喜欢用身体撞开上锁的门和他那副“霸王指”拧弯银卢布来娱乐他的胡朋酒友。在他宫殿的一个私人角落里,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他以同样喧闹的方式吹奏小号。据说1888年,他在前往克里米亚的途中遭到革命者破坏,火车脱轨,他甚至用他那大力士的肩膀支撑着帝国列车上餐车倒塌的钢顶,把家人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他唯一的弱点,似乎是沉溺酒精。既使他得了肾病,皇后禁止他喝酒。不过,他通过制作一双特殊的靴子来解决这个问题,靴子上有足够大的暗格,可以装下一瓶白兰地。他最喜欢的伙伴之一切列温将军回忆道:“当沙皇陛下在我们身边时,我们安静地坐着,举止像好孩子一样。但每当皇后走远一点,我们就会交换一下眼色。然后——一、二、三!我们掏出酒壶,喝上一口,然后装着什么也没发生。他[亚历山大]对这种娱乐非常开心。就像一个游戏。我们把它命名为‘需要是发明之母’。‘一、二、三。需要吗,切列温?’‘发明,陛下。’‘一、二、三’,然后我们就干此一爵。”

尼古拉在这个酒鬼巨人的阴影下长大,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自卑。由于天生害羞,外表稚嫩,直到长大成人,他的父母都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子来对待(直呼其名“尼基”)。尼古拉保留了许多孩子气的喜好和追求。他在20出头写的日记里充满了关于游戏和恶作剧的愚蠢小事。例如,1894年,此时他已26岁,距登基不到一个月,他记录了与希腊乔治王子在皇家公园的一场史诗般的栗子大战:“我们从房子前面开始,最后到了屋顶”。几天后,他写下了另一场战斗,这次是用松果。对成长或情感一无所知的亚历山大,认为自己的儿子弱不禁风,有点愚蠢。他称尼古拉为“小妞”,并认为让其为政府工作做准备毫无意义。当财政部长维特伯爵建议说,现在是指导王位继承人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了,亚历山大似乎很惊讶。“告诉我,”他问部长,“你有没有和皇太子殿下谈过话?”维特承认他有。“那就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皇太子是个傻瓜!”

尼古拉所受的教育使他具备了英国公立学校男生全部的才能和魅力。他舞姿优雅,骑术精湛,枪法很准,在其他几项运动中也表现出色。他的英语说得像牛津大学的教授,法语和德语也非常好。不消说,他的举止也无可挑剔。他的表弟和童年时代的朋友亚历山大大公认为他是“欧洲最有礼貌的人”。但是,对于治理一个像俄罗斯这样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革命前的国家——所需要的实践知识,尼古拉几乎一无所知。他的首席导师,一位名叫希斯先生的英国绅士,水彩画画得很好,而且酷爱户外生活。但是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除了几个基本的俄语词汇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从杰出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那里,尼古拉学到了一些关于本国的历史,但对当代问题付之阙如。当波贝多诺斯特耶夫试图指导他了解国家的运作时,他却“积极专注于挖鼻孔”。政治使尼古拉感到厌烦。与部长和政治家相比,他总是更喜欢与军官和社交女性在一起。

亚历山大对儿子从书本上学习治国韬略的本领并不乐观,他让他加入近卫军军官团,希望军队能培养他的品格,认识世界。尼古拉喜欢军旅生活。军官之间的袍泽情谊,与其说是军营,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绅士俱乐部,将伴随他终生,成为他被公务重担压垮之前的美好回忆。就在那时,他爱上了芭蕾舞演员玛蒂尔达·克舍辛斯卡娅。父亲授予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军上校军衔,他毕生都引以为傲。为此他拒绝接受更高的军衔,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最高司令时也是如此。此举损害了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在那里他被称为“罗曼诺夫上校”。

1890年,亚历山大派儿子去西伯利亚、日本、印度支那、埃及和希腊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旅行的目的本来是扩展继承人的政治教育。但旅行团(通常由昏聩和享乐主义的近卫军军官组成)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这一点。旅行期间,尼古拉在日记中记满了他在家里通常写的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关于天气、每天行驶的距离、登陆和离开的时间、吃饭时的同伴等等简要的记录。似乎在他的旅行中,没有任何东西鼓励他拓宽自己的视野和对生活的观察。这次旅行一个深远而不幸的影响是:在日本大津,他侥幸躲过了一个精神错乱的恐怖分子的刺杀。这个经历让他对日本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仇恨(他称他们为“猴子”),而且人们常常认为,这使他很容易受到宫中好战分子的蛊惑,从而导致了1904-1905年对日战争的灾难。

倘若亚历山大活到古稀之年,那么俄罗斯帝国的命运可能会迥然不同。但天有不测风云,他1894年死于肾病,享年49岁。当一群亲属、医生和朝臣聚集在这位伟大的独裁者的病榻时,尼古拉泪流满面,对堂兄亚历山大哀叹道:“我和整个俄罗斯会发生什么?我不准备当沙皇。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沙皇。我对统治的事情一无所知。”路易十六与尼古拉有很多共同点,当他在1775年第一次得知自己既将成为法国国王时,也说了一句惊人相似的话。

俄罗斯最后一位沙皇的统治是在灾难中开始的。1896年5月,加冕典礼结束几天后,在莫斯科郊外的贺登军事基地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清晨时,已有大约50万平民守候在此,期待着从新沙皇那得到印有日期和地址的纪念杯与饼干等礼物。同时将分发大量的免费啤酒和香肠。随着人群越聚越多,有传言说礼物会不够。人们涌向前方,结果发生踩踏,许多人跌入壕沟,被窒息和压死。短短几分钟内,有1400人死亡,600人受伤。然而,沙皇被说服继续进行庆祝。晚上,当尸体被运走时,他甚至参加了法国大使蒙特贝罗侯爵举办的舞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计划的庆祝活动——宴会、舞会和音乐会——继续进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公众舆论感到非常愤慨。尼古拉任命一位前司法部长来调查这起灾难的原因,试图平息民怨。但当部长发现莫斯科总督、皇后姐姐的丈夫谢尔盖大公应该受到指责时,其他大公愤怒地提出抗议。他们表示,公开承认皇室成员的过错会破坏专制原则。事情不了了之。但贺登惨案被视为新政权的不详之兆,加深了宫廷和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后来尼古拉把此事看成是他所有麻烦的开始,越来越相信自己命运多舛。

尼古拉在位期间,面对不断加深的革命危机,总给人一种印象,即他根本无力胜任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的确,只有天才才应付得了。尼古拉当然不是天才。如果尼古拉通时达变,不那么墨守成规,他或许会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就从独裁统治转向宪政体制,以此安抚自由主义者,孤立革命运动,从而挽救他的王朝。尼古拉具有成为一个好的立宪君主所需的许多个人素质。在英国,一个人只要是“好人”,就能成为一个好国王,一个受人崇敬的君主。乔治五世堪称宪政国王的典范,尼古拉当然不会比他那个长相酷肖的表弟逊色。尼古拉温文儒雅,博闻强记,风度翩翩,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立宪君主的理想人选,但是尼古拉生来志不在此,他要做全俄罗斯的皇帝和独裁者。来自家族传承和皇室传统盟友的压力迫使他不仅要统治,而且要独裁。对罗曼诺夫来说,担任一个礼仪性的君主,把政府的实际事务留给官僚机构是不行的。在自由主义者的要求面前退缩也是不行的。面对政治上的反对,罗曼诺夫选择捍卫绝对君主的“神圣权威”,信任“沙皇和人民之间的历史纽带”,凭借武力和决心进行统治。尽管有着英德混血的背景,皇后还是彻底接受了中世纪拜占庭专制主义的所有传统,并不断敦促她温和的丈夫效法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对父亲的崇敬之情,以及越来越想以沙皇俄国祖先的方式进行统治的野心,使尼古拉不可避免地要努力扮演一个真正的独裁者的角色。正如他在加冕后不久警告特维尔等自由派贵族那样,他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责任“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原则,就像我那令人难忘的已故父亲那样”。

但尼古拉既没有他父亲坚强的性格,也没有他的聪明才智。这就是尼古拉的悲剧。由于他的局限性,他只能扮演、而不是担任一个独裁者,插手(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政府的工作,却没有给它带来任何领导力。他过于温和与害羞,无法在他的下属中获得任何真正的权威。他只有五英尺七英寸高,身材娇小,看起来甚至不像是一个独裁者的样子。在他执政初期,他的母亲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他的叔叔们、四位大公以及他的前导师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专横的人物都高高在上。后来他的妻子将“穿上裤子”,就像她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

然而,如果像许多历史学家那样,认为尼古拉的失败源于性格上的“意志薄弱”,那就错了。人们普遍认为,尼古拉是历史被动的受害者,当他意识到自己对革命越来越无能为力时,他对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神秘和冷漠。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与之敌对的革命阵营的观察,这些人主导了对他的早期学术研究。例如,社会革命党领袖维克多·切尔诺夫认为,尼古拉遭遇逆境时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被动,仿佛他想逃离生活……他似乎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可怜的复制品”。托洛茨基同样把末代沙皇描绘成当“历史洪流”越来越接近他宫殿的大门时,他“只是一种愚蠢的漠视”。当然,这些都有一定道理。尼古拉在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应该进行统治的野心中受到挫折,他越来越退回到自己家庭的私人领域,结果这个领域也同样受到伤害。然而,这种对政治失败的隐秘承认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在温顺的外表下,尼古拉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维护专制的原则。在他统治期间,随着信心的增长,他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欲望,希望像他的沙皇俄国祖先一样,基于自己的宗教良知来统治。他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独裁特权,反对野心勃勃的大臣甚至自己妻子侵犯他的权力,竭力忽视和抵制这些人(经常以拉斯普京的名义)的不懈要求。不是“意志薄弱”导致最后一位沙皇的失败,而是相反,他一意孤行地决定在王位上发号施令,尽管他明显缺乏这样做的必要素质。

完全没有能力管理和指挥他的下属是一个明显的缺陷。纵观其一生,尼古拉都背负一种非常不自然的仪式感。他把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隐藏在一幅消极保守的面具后面,这给那些像切尔诺夫和托洛茨基这样从远处观察他的人留下了冷漠的印象。他委婉地同意每一个和他说话的人的意见,从而避免不得不反驳他们的尴尬。这就产生了一个在圣彼得堡沙龙里流传的俏皮话,即俄国最有权力的人是最后一个与沙皇谈话的人。尼古拉太有礼貌了,他不愿意当大臣们的面抱怨他们的工作,所以他让别人去通知他们被解雇了。维特伯爵回忆自己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时说:“我们(尼古拉和维特)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和我握手。他拥抱我。祝我万事如意。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份解除我职务的书面命令。”维特认为,沙皇从这样折磨他的部长们中得到某种奇怪的满足。“我们的沙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是一个东方人,百分之百的拜占庭人。”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只会引起统治圈内的不安全感。一时间讹言四起,说沙皇参与了各种宫廷阴谋,更有甚者,说他不清楚自己的想法,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幕后黑暗势力的工具。事实上,尼古拉依靠一个由保守派顾问(包括神圣宗教会议首席检察官波别多诺斯托夫和臭名昭著的报纸总编梅舍尔斯基亲王,后者的同性恋情人也被提拔到宫廷的重要位置)组成的私人内阁进行统治,但这只会给各种阴谋论火上浇油——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拉斯普京也是如此。

尼古拉通过努力工作来弥补自己领导力方面的欠缺。他是一位勤勉尽责的君主,特别是在统治的前半期,他每天坚持坐在办公桌前,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像一个职员——“帝国首席办事员”——全心全意投入到办公室的日常事务,而不曾停下来考虑更广泛的战略问题。他的父亲只管主要的政策,而将大部分次要的行政职能委托给他的下属,但事实证明,尼古拉除了最琐碎的事情外,什么也应付不来。他亲自处理诸如农业培训学校的维修预算和省级助产士的任命等事务。很明显,他在这些小的官僚例行公事中找到了真正的安慰:它们创造了一个政府平稳运作的假象,给予他一种使命感。每天,他都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他与部长们会面的时间和时长,以及其他官方活动,还有关于天气、早上喝咖啡的时间、喝茶的人等纪要。这些例行公事成了一种仪式:他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履行同样的职责,以至于他的官员们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可以通过他来校准自己的手表。在心胸狭隘的尼古拉看来,真正的独裁者若想乾纲独断,必须事事躬亲、明察秋毫,绝不放过其广阔土地上的每一个细节。例如,他会花几个小时处理向总理府提交的请愿书:每个月都会收到数百份请愿书,其中许多来自名字粗鲁的农民(比如像“臭”或“丑”这样农奴的昵称,已被正式定为他们的姓氏),不经沙皇同意,他们无权更改。事实证明,尼古拉无法摆脱这些细屑之事。他越来越嫉妒大臣们的官僚职能,他把履行这些职能与行使权力混为一谈,并对不得不向他们下放权力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对自己独裁权力的褫夺。他如此保护自己小小的行政特权,甚至拒绝任命私人秘书,宁愿自己处理信件。即使是召见官员或准备汽车这样简单的指示,也是由沙皇亲手写在纸条上并封在信封里。他从未想过,独裁者真正要做的应该是高瞻远瞩,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尼古拉的头脑是一个微雕刻家,对行政管理每个最小的细节非常敏感,却完全没有能力将它们综合为政府的一般原则。正如波别多诺斯托夫曾经评论的那样:“他只看得到一个个局部,却看不见整体,不能理解其他全部有关的事实、事件、趋势和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沉迷于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当中。”

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尼古拉认为需要让他的官员保持弱势和分化。大臣的权力越大,尼古拉就越是嫉妒。有能力的首相,如维特伯爵和彼得·斯托雷平,他们本来可以拯救沙皇政权,却在这种不信任的迷雾中被迫离开。只有碌碌无为的庸才,如“老家伙”伊万·戈列梅金,反而长时间位极人臣。英国评论家伯纳德·帕雷斯认为,戈列梅金成功的原因,是“他甘心做一个管家,向其他仆人传达主人的指示”,所以为沙皇和皇后“接受”。事实上,作为一个像中世纪领主一样统治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把他的大臣们视为自己私人家庭的仆从,而非国家官员。诚然,他没有用随便的“尔”(“你”是为动物、农奴和儿童保留的)称呼他们。但他确实希望他们能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而且在他对大臣们的评价中,忠诚度远远高于能力。就连平时不拘小节的维特伯爵,在沙皇面前也会立正站好,大拇指与裤子缝对齐,就像他是某个私人管家。

尼古拉利用了不同部委之间的竞争和分歧。他会平衡各方意见,以示王威。这使得政府几乎没有凝聚力,但只要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似乎就无所顾忌。除了1901年的一小段时间外,尼古拉一直拒绝主持部长会议来协调不同部委的工作:他似乎害怕那里可能形成强大的派别,迫使他采取自己不赞成的政策。他更愿意一对一的与部长们交谈,这有助于使他们各自为政,但也是造成混乱的秘密。这些会面可能会让部长们非常沮丧,因为尽管尼古拉总是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同意了某位部长的建议,但绝不能相信他会支持这些建议,反对另一位大臣的建议。因此,对政策开展连续性和广泛性的讨论是极其罕见的。如果一位大臣在政治问题上谈得太久,沙皇会明确表示厌烦,并把话题转移到天气或其他一些更令人愉快的事情上。发觉沙皇认为他们的讲话枯燥乏味,部长们会有意识地缩短报告的篇幅。有些人甚至抛开报告,改用奇闻轶事和花边新闻来取悦他。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在沙皇执政的最后几年,剥夺了政府有效的领导或协调。尼古拉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说在统治系统的中心存在权力真空,那他就是失去的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从他身上得到了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东西:一个决心大权独揽的沙皇,却完全没有能力行使权力。这就是所谓“没有独裁者的专制”。也许没有人能够完成尼古拉为自己设定的角色:政府的工作对一个人来说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复杂;专制制度本身已经过时了。但尼古拉一开始就进行错误地尝试。他没有下放权力,而是沉浸在对绝对权力的幻想中。他是如此迷恋自己的特权,以至于他试图完全绕过国家机构,将权力集中在宫廷上。然而,他那些和蔼可亲却颟顸愚蠢的朝臣中,没有一个能为他提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明智建议,因为他们来自一个狭窄的贵族近卫军军官圈子,他们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只知道圣彼得堡时髦的街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蔑视俄罗斯,说法语比说俄语还流利,呆在尼斯或比亚里茨的时间比在外省还多。在宫廷日益强大的统治下,尼古拉的政府无法制定连贯的政策来处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正是这些危机不可避免地发展成革命。在位的最后几年,特别是1911年斯托雷平倒台后,由于沙皇任命了一个又一个阿谀奉承的平庸之辈作总理,政府摇摇欲坠。尼古拉本人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政府事务不得不一次推迟达数周,而他则打猎、开游艇派对或全家去克里米亚度假。但在他的家庭这个表面上安全的避风港里,另一出悲剧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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