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史1891—1924》一百周年序

很难想象有什么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比1917年的俄国革命更深刻地影响了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在苏联体制建立一代人的时间后,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奉其为圭臬(或多或少)的政权下。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是法西斯运动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1945年起,列宁主义模式向东欧、中国、东南亚、非洲和中美洲输出,将世界卷入了一场漫长的冷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方告一段落。我在1996年《人民的悲剧》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1917年的革命决定了现代世界的形态,而我们刚刚才从它的阴影中走出来”。如今,即2017年,这一阴影仍然笼罩在俄罗斯和从前苏联诞生的、脆弱的新民主国家的天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运动中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正如我在《人民的悲剧》最后一句话警告的那样,“1917年的幽灵在世界游荡”。

可在苏联解体最初几年,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西方,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俄国革命已经被民主所推翻,彻底跌下了神坛。在那个民主欢庆胜利和凯旋的日子里,弗朗西斯·福山写下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他在书中宣布,自由资本主义在与共产主义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们正在见证的,”福山写道,“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战后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结束: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及。”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在1989年至1996年期间撰写《人民的悲剧》时,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我的主题不再需要由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来定义。俄罗斯革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历史”:随着苏联解体,它终于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轨迹——有开始和中间,有现在和结束——可以更自由地研究,不再受制于当代政治的压力或苏联学的局限,当苏联还存在时,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俄国革命的研究仅囿于政治科学的框架内。

同时,开放苏联档案为研究俄国革命史提供了新途径。我的方法是利用普通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声音消失在冷战时期的历史中(包括苏联和西方),这些历史都聚焦在抽象的“群众”、社会阶层、政治党派和意识形态上。自1984年以来,我一直在苏联档案馆工作,我对能否发现关于列宁、托洛茨基甚至斯大林的惊曝内幕持怀疑态度,而这正是访问阅览室的新人最想看到的。但我对有机会接触俄国革命中的小人物——次要领导人、工人、士兵、军官、知识分子甚至农民——的个人档案感到兴奋,其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允许的。我得以在《人民的悲剧》中采用传记方法,为全书增加更多“人性化”的内容。通过把这些个人的故事编织进历史叙事当中,我想把俄国革命表现为一系列戏剧性的,不受参与其中的人控制的事件。我所选择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想影响历史的进程,但后来却无可避免地沦为牺牲品。通过关注他们,我们可以发现俄国革命悲剧性混乱的一面,它吞噬了多少生命,粉碎了多少梦想。

我之所以把俄国革命称为“人民的悲剧”,即是为了证明俄罗斯的宿命:它未能克服其专制的过去,未能在1917年稳步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反而一步步走向暴力和独裁统治。在我看来,造成民主失败的原因根植于该国的历史,根植于其软弱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组织,最重要的是根植于占俄罗斯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而孤立的农民,我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俄国农民与内战》(1989)中详细研究了那场农村革命。

《人民的悲剧》出版后,一些评论家认为该书对俄国革命民主性的评述过于悲观。这种反馈部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1917年十月革命是一场基于社会革命的人民起义,只是在1924年列宁去世和斯大林上台后才失去了民主性质。部分则是由于各利益集团对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实现民主寄以厚望,其中包括那些资深的理想主义者,即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试图相信一旦俄罗斯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必然发展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民主国家;还有西方商业领袖们,他们非常务实,但对俄罗斯一无所知,他们需要抱以同样的信念,才能把资金投入进去。

这些希望很快被证明是南柯一梦,在2000年当选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一个更专制的、大家习惯的统治形式。正如我在《人民的悲剧》中指出的那样,这次民主失败的原因与1917年相仿,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与1917年2月沙皇政权的垮台不同,1991年苏联政权的崩溃不是由人民或社会追求民主革命造成的。事实上,这是共产党精英阶层对权力的一种退让,至少在俄罗斯,没有出台像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那样的清算法来阻止其担任公职,他们很快就以新的政治身份,恢复在政治和商业中的主导地位。普京曾任职的克格勃,在苏联时期即不受任何公众监督,它被允许进行自我改造,最终成为联邦安全局,其人员并无根本性变化。

与1917年一样,普京政府倒向专制是由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中产阶级和公共组织的弱点促成的。屈服于市场的压力,知识界被证明比它想象的要弱小得多,影响力也小很多,并失去了为人民道德发声的可信度,而这是它自19世纪以来一直承担的角色:当权力和权威越来越被国家控制的大众媒体所定义时,它生活在一个书的世界里。在苏联解体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俄罗斯公共组织的发展一直非常簿弱。专业协会、工会、消费者组织、真正的政党在哪里呢?俄罗斯民主的问题既在于公民力量的软弱,也在于国家机器的压迫。

但是,1991年民主的最大问题,就像1917年一样,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俄罗斯人没有真正的民主经验。无论是沙皇政府还是苏联政府,都不曾经历甚至了解议会制、政府问责制或受法律保护的自由。1917年流行的“民主”概念根本不是一种政府形式,而是一个社会标签,相当于“平民”,其反面不是“独裁”而是“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接下来的六、七十年间,就其或多或少提供全民就业、住房、医疗保健和社会平等而言,人们能够相信苏联体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也正因如此,伴随苏联制度崩溃而来的经济危机,破坏了资本主义版的“自由”和“民主”的可信度,没有可替代品。

对大多数普通俄罗斯人来说,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苏联人”的年龄层的人来说,上世纪90年代几乎是一场灾难。他们失去了一切:熟悉的生活方式;保障安全的经济体系;给他们带来道德确定性,甚至希望的意识形态;一个拥有超级霸权地位和“大一统”民族身份的强大帝国;以及苏联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努力适应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严酷现实,那里没有伟大的思想,没有国家规定的集体目标,他们怀念旧苏联。许多人渴望回到斯大林时期,回到他们记忆中或想象中神话般的过去,他们认为斯大林时代物阜民丰、安定和谐,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根据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42%的俄罗斯人,以及60%的60岁以上的人,希望有一个“像斯大林一样的领导人”归来。

从执政伊始,普京就旨在重新树立对苏联历史的自豪感。这是他复兴俄罗斯大国伟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新恢复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历史,为普京自己的专制政府提供了合法化,使其成为俄罗斯长期以来,甚至上溯至1917年以前的沙皇时代的强大国家权力传统的延续。根据这个神话,国家提供的秩序和安全比西方自由主义所谓的人权或民主更受俄罗斯人重视,后者在俄罗斯历史上没有根基。

普京的历史倡议很受欢迎,极大地鼓舞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对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和对前苏联的怀旧之情。当他在2005年向俄罗斯联邦议会宣布“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时,普京表达了四分之三人口的意见,根据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他们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并希望俄罗斯扩张领土,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等纳入“俄罗斯”版图,这些领土已经“丢失”给乌克兰。2014年,打着新苏维埃旗帜的志愿者将跨越俄罗斯边境,为收复这两块乌克兰土地而战。

重写苏联历史也让那些俄罗斯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期“抹黑”国家历史感到不满,当时媒体充斥着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这破坏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苏联版教科书。许多人惶惶不安,因为他们被强迫问及自己的家庭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行为,他们不想听那些关于他们国家的历史有多“坏”的道德说教。通过恢复对苏联历史的自豪感,普京帮助俄罗斯人再次感受到作为俄罗斯人的美好。

他首先从学校着手,教育部拒绝批准被认为对苏联时期过于负面的教科书,实际上是将其从课堂上移除。2007年,普京在一次历史教师会议上说:

至于我们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是的,我们有些历史问题。但哪个国家没有呢?况且我们的问题比其他[国家]要少。我们的问题也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可怕。是的,我们有一些历史问题:让我们记住1937年开始的事件,让我们不要忘记它们。但其他国家的问题也不少,甚至更多。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在越南数千公里范围内倾倒化学品,或朝一个小国投下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七倍的炸弹。我们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黑暗时期,比如纳粹主义。每个国家历史上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让自己背负罪恶感……

普京并没有否认斯大林的罪行。但他认为没必要纠缠不休,而是将这些罪行与斯大林作为国家建设者所取得的“光辉的苏联历史”成就相平衡。在一本由总统委托编写并在俄罗斯学校大力推广的历史教师手册中,斯大林被描绘成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在保卫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采取了一些恐怖行动”。

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对革命暴力也持有类似的态度。根据2007年在三个城市(圣彼得堡、喀山和列宁的出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进行的一项调查,71%的人认为1917年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保护了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只有7%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罪犯和刽子手”。更教人不安的是,调查发现,尽管几乎每个人都很了解斯大林统治下的大清洗——大多数人承认有“1000万到3000万受害者”遇难——但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坚持认为,斯大林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许多人声称,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即使知道有数百万人被杀害,俄罗斯人似乎仍然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理念,即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大规模使用国家暴力。

2011年秋,数百万俄罗斯人观看了《时间法庭》,这是一个模拟法庭的电视节目,由辩护人、证人和从观众中选出的陪审团,对俄罗斯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进行审判,通过电话投票作出裁决。结果国家电视台发现,这次审判并没有给俄罗斯人改变态度带来多少希望。面对斯大林镇压农民起义的证据和强制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更多的人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偏远的劳改营),78%的观众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合理的,是实现苏联工业化“可怕的必要条件”。只有22%的人认为它们“有罪”。

在政治上,革命可能已经死了,但它的某些观念仍然具有生命力,这些观念将继续主导俄罗斯政坛许多年。

* * *

那么,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它呢?1889年,为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埃菲尔铁塔在当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入口处落成。这座塔象征着源自1789年第三共和国的价值观。在俄罗斯无法建造这样的地标,自苏联政权垮台后,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使俄罗斯陷入分裂。1996年,鲍里斯·叶利钦将11月7日的革命日改为“和谐和解日”,“以缓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并实现和解”。但是,共产党人继续以传统的苏联方式举办纪念活动,他们高举红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普京试图通过在11月4日(1612年波兰结束对俄罗斯的占领之日)设立“民族团结日”来平息这一争端。从2005年起,它取代了官方日历中11月7日的假期。但民族团结日并没有流行起来。根据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4%的人能够说出这一节日的由来。十分之六的人反对取消革命日。尽管普京努力重塑苏联时期的辉煌成就,但没有任何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叙事可以让国家团结起来:有些人认为它是一场国家灾难,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开端,但整个国家仍然无法接受其暴力和矛盾的遗产。

同样,在如何对待苏联国家缔造者的问题上,也没能达成共识。叶利钦和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关闭莫斯科红场上列宁陵墓的呼吁——自1924年以来,列宁的遗体一直在那里展出,并遵照他自己的遗愿,将他葬在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的母亲旁边。但共产党人有组织地公开抵制,所以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普京反对将列宁从陵墓中移出,理由是这将冒犯为苏联制度做出巨大牺牲的老一代俄罗斯人,暗示他们怀有错误的理想。

在这种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下,2017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可能会被淡化。在西方似乎也最有可能如此,俄罗斯革命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已经退居二线,部分原因是自冷战结束后媒体的关注度下降,我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中东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问题上;而部分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人权越来越关注,这主导了我们关于政治变革的道德讨论,导致我们不太理解其他价值观的情感力量,如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这些都会助长革命暴力。

但正如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革命的时代尚未过去。巴尔干半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黎巴嫩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的“亲欧盟运动”提醒我们,大规模抗议往往演变成暴力推翻政府的力量。所有这些运动都可以拿来与1917年作比较,让世人从中汲取教训或启迪。例如,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组织群众,此举必得列宁青睐。正如雅各宾派是十九世纪革命者的榜样,布尔什维克也成为二十世纪所有革命者——从中国到伊朗,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榜样。伊斯兰国采用的所有方法——通过战争和恐怖来建立一个革命国家,其追随者的狂热奉献和军事纪律,以及精湛的宣传手段——都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首先掌握的。

我们不应洋洋自得地认为,革命不会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构成威胁。最近欧洲各地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提醒我们,革命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它们从未远离。欧洲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民主是多么的脆弱。如果说欧洲在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那也只是极其微弱的优势,而且它的胜利绝不是预设的:结果可能不是这样。正如我1996年在《人民的悲剧》最后几段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我们的民主,使之成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源泉,以免弱势者和幻灭者再次拒绝它”。

2017年1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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