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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inted courtesy of Wiley Online Library. Original: Critical Quarterly, Volume 50, Issue 3, October 2008, 26-32.
First published: 17 October 2008 Full publication history DOI: 10.1111/j.1467-8705.2008.00840.x

纪录片：《红在革命蔓延时》观看

翻译：沙皮狗

译者按：这段文字是作为《没有猫的微笑》（红在革命蔓延时）的序言而写的。在翻译过程中，为了阅读顺畅，做了部分分段编辑。

CRS/SS（CRS是法国防暴警察）不是五月风暴的标语。它首次出现在1948年的矿工罢工事件。在Louis Daquin的一部电影里，这句话被喷在了墙上。这只是无数过度神话那十年巨浪的行为之一，这些神话从未停止过，笼罩着那骇人的十年。这句标语，令人作呕地被那些年轻天真的布尔乔亚小屁孩们引用，象征着他们的无知与过分。然而这句话，最初写自工人之手。不是我啰嗦，有时候你的确会对“成分”判断失准。它在示威中被用得恰到好处，随之而来的菜花耳（耳朵被拳头打开了花，但可能没有很多）促使我拿起我的摄影机，因此撬动了一段缘，在这些DVD里撒下电影的光尘。

但那是1962年，可以说是我主题的史前史。在左派的说法里，1968年将是它的高潮。然而，《红在革命蔓延时》却围绕1967年，它被视为六十年代传奇的关键点。皮埃尔·维安松-庞特（Pierre Viansson-Ponté）在《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的著名社论《法国很无聊》（France is Bored）——一篇喜怒无常的专栏文章，从中有个共识，即68年5月是晴空中一道未曾见过的霹雳。至于我，我一点也不觉得无聊，要辨别出开始摧毁我们星球的地震波，你真的不必是预言家。你所需要的只是到处走走，睁大眼睛。凑巧，我天生有点不安分，并且有小象一样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当我回想我脑袋里1967年的日记时，我认为相反，一个人必须非常愚蠢才能看不见热锅上的东西。春天：一次古巴之旅，也是一次异端之旅（以至于古巴的名字不再出现于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人道报》上），Fidel猛烈抨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里的教条主义，切断了与南美洲所有共产党的联系，向我们解释说，现在该由“非党人士、新人民推翻那些自诩为革命者的人，他们不温不火，软弱，伪革命…..”还错误地站在俄罗斯那边……以至于一年后，在即将发表与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结盟的著名演讲时，哈瓦那（Havana）的每个人都确信他将宣布与苏联的决裂（冰水澡比冰更冷，但这就是历史）。

回到法国，贝桑松（Besançon）是一个有着浓厚工人传统的小镇。当首次与罗迪亚塞塔工厂（Rhodiaceta）的罢工者会面——占领工厂的罢工，自1936年人民阵线成立以来的首演——有一种听起来很新鲜的诉求：”这太了不起了，看看这些工人们如何把他们眼下的经济需求与对劳动条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质疑联系起来。工人阶级的尊严，生活和工作的真正意义，出现在大多数演讲中。因此，这些人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只是为了在福利社会中分一杯羹而谈判，而是在挑战该社会本身和它提供的补偿”（《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1967年3月22日）。听起来是不是很六十年代？六月，我与François Maspero一起飞往玻利维亚，寻找Régis Debray， 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当时被玻利维亚独裁政权的狗腿子抓住了。我们加入到体面人（马尔罗是其中之一）的运动中去扔石头，这也许可以保护他免受逮捕。他被指控与Ñancahuazú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共谋，谣言和机密情报已经给游击队的领导人起了名字：指挥官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又名”Che” （切）——为了打破条款，他，几乎与所有人站在一起。七月，回到巴黎，做一次原创的，集体的电影冒险，《远离越南》。自年初以来，一个团队已经成型，可变动、非正式、跳跃式，加入了雷乃、戈达尔、瓦尔达、勒鲁什、伊文思、克莱因和一群无名氏，一些是电影技术人员，另一些什么都不是，他们被一个激进的工作想法所吸引，同时也真正去练习拍电影。明面上是谴责战争的工作，背后你也可以很容易地解读出一种寻找一起工作和相处的新方式。

出版发行几乎没可能，我在华盛顿特区，与第一波试图——象征性地，相当象征性地——冲进五角大楼的示威者一起奔跑。虽然与反战斗争紧密相连，但罗迪亚塞塔工厂的罢工者们所预言的社会 “挑战 “，在这里成为每所大学的口号，以及一系列新的运动，反过来又加入了更传统和基本的斗争——妇女、黑人。

然后在年底，我们在贝桑松的伙伴们又开始了新的罢工。这一次，我们备战更充分。整个春天只留了下一个音轨和几张快照。现在我们可以拍摄了。Philippe Labro和Henri de Turenne是当时法国国有电视台ORTF的制片人，他们同意在他们的杂志《CAMÉRA 3》上播出这个故事——他们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他们。说实话，这段故事的纪实价值在今天更多在于它的起伏，而非电影本身。我们拍摄了一场罢工，罢工者、工人、工会活动家；他们坦率地谈论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政治立场。这与阿尔伯特·加缪在《CAMÉRA 3》开篇的那句话相得益彰：“记者在那个时刻就是历史学家。”显然，ORTF的管理层对新闻工作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回应简短而明确：全面封锁消息。Labro和Turenne以当时很少见的勇气做出反击，并威胁说如果不播出这个故事，他们就让杂志完蛋。管理层几乎不习惯处理叛乱，他们推来推去，最后妥协了。假如这件事经历的是一场“君子辩论”，那这篇报道早就付诸东流了。辩论可以：它可以推导出冷热效应，但并不能帮助达成目的。所以，你将首次在此看到大量精华。法国观众，特别是左翼的，当看到社会党未来的关键人物和潜在的总统候选人Jacques Delors，被作为“君子”邀请来缓和工人的 “极端主义 “谈话，会微微会心一笑。我的朋友亨利在他的介绍词中使用了这段……呃……夸张的说法，而这个细节本身对戴高乐主义的ORTF是极为敏感的。但是介绍中的另一句话值得玩味：“我们播出这段证词是因为……它反映了某种心态，存在于部分工人阶级某种精神。它说得再好不过了，晴天霹雳也不过如此。然后，标题就像回马枪一样。天知道我和Mario Marret、Carlos de los Llanos这两个老伙计一起，绞尽脑汁都想不到一个既不会太平淡又不会太挑衅的标题。直到一位有头脑的女编辑回放了Yoyo Maurivard的最后一句话——他面对镜头，对“老板们”说：“我们会抓住你的，水到渠成，必须这样……见到你！”见到你！“这就是你要的标题……”让我们承认吧，对于1968年3月5日播出的节目来说，这再适合不过了。

美国的学生抗议活动，还有工人阶级那边提出的新问题，使得每个正统领域都受到了惊人打击，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正如他们所说的——某种情绪。可以理解，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会偶尔落后于历史，然后在第二年迎头赶上。特殊的氛围将有所帮助：警察疯狂施暴，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对任何移动的东西，打击包括示威者和路人，把本来只是轻微激进的破布游行变成了一场暴乱——晴朗的天气，给5月带来了节日气氛：如果“街垒之夜”时天上落下些猫猫狗狗，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富有创造力和超级智慧的存在——Dany Cohn-Bendit——他立即给这场运动带来了其他人可能无法抓住的感觉和深度。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原生的独异性都被摊进那场无人幸免的大浪中，1967年起起伏伏，才会被巩固成为68年5月的神话，变成一块坚实的水泥。40年后，萨科齐总统仍会在其中找到所有罪恶的源头，而其他人则追悼 “五月精神”，不惜一切代价在历史的碎片中找回它，就像马丁-路德在圣经中寻找背叛信仰的秘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五月精神”。我知道有一种精神在五月里。哲学家莫里斯-克拉维尔在其中看到了精神本身，精神力量对物质主义世界的反抗。这是一个角度，但那个时代好的一面是，你可以对“五月精神”口无遮拦，并且肯定会从某个角度击中要害，然后从另一个角度蹩脚地嘲弄。要梳理出它所有的放纵和嘲笑太容易了，每个人都这么做过。然而我们对68一代的责备，反而会为那些他们本应与之斗争的对象提供了讽刺形象。对于那段不可理喻的日子，这些讽刺形象最终盖过了的其他形象，比如真正的慷慨，真正的创造性。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像做研究一样，在它们身上破译出本世纪巨大矛盾的规律。它以最少代价（几乎没有流血）呈现出一种属于所有革命进程的轮廓。从一个漂亮但有点愚蠢的 “禁止禁止”开始，一直到 “禁止一切，除了我们”。主要的敌人不再是几乎抽象的权力，要用仪式来对抗（口号、演讲、会议——我们生活在冲进冬宫的幻想中，没有人会想到向爱丽舍宫进军！）。敌人变成了另一个党派，另一个宗派，另一个集团。有趣的是，政府本身感到的威胁比实际情况要大得多；Michel Jobert和Constantin Melnik的回忆录中提到了很多权力圈内的恐慌。

在这些历史的地狱边境里，任何模仿都会发生。其中一个最荒谬的是：一个作家联盟占领了文学社的总部（“作家联盟”Writers Union这个名字能让了解过苏联的人出一身冷汗），这个名字像是种反讽，因为它的三个成员曾以革命的纯洁性为名不断地相互撕扯。而现在，我们正在制造革命。我承认：当我听到我的朋友们陶醉于这个词时，我听到的是一个隐喻，以一种性感的方式来赐名那些思想或习俗的真正转变，这些转变不容忽视，而且会留下痕迹。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没有人要夺权。今天，当我读到他们的回忆时，我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在思考它，回忆它，梦求它，我仍然困惑地寻思着他们能在这个梦想上粘贴什么图像。因为，正如毛主席——他并不只说废话——曾告诉过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切·格瓦拉——他的照片（已经）被所有人喜爱，他的书却没有人读——甚至更有技术性，’仇恨是斗争的一个因素，对敌人的无情仇恨，促使我们超越人的自然限制，把我们变成一个高效的、暴力的、有选择的、冷酷的杀人机器。用卡斯蒂利亚语来说更好听：”Una efectiva, violenta, selectiva y fría máquina de matar”。有时我常常问一个或另一个人，他们是否真的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高效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和冷酷的杀人机器。他们的回答很含糊。事实上，在一个强权统治的国家里，能让其暂时陷入瘫痪的这场革命有另一个名字：内战。正如一些疯子敢说的那样：”唯一的正义战争”。其他人也选择铤而走险：Serge July，Alain Geismar，“走向内战”，1969年，“虽然我们不打算扮演预言家”（也罢），”但法国在70年或72年的地平线就是革命”。二十世纪发生的两场恐怖内战——俄国和西班牙，本应促使他们在选择词语时更……（让我们保持温和）慎重些。但是，神话总是最强大的，并且余音缭绕。我记得我与阿尔都塞的最后一次谈话，那会儿他刚从葡萄牙的 “康乃馨革命”回来。这一次，就是它了！经过多次暴动失败，包括我们的五月风暴，葡萄牙即将进行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巩固它，并从那里把它推广到整个欧洲。我像在失重状态下一样听着他说话，面对我的不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左派疯子，而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对他来说，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革命就在空气中，而且必须如此，就像柴郡猫的笑容。他总是能看到那张笑脸。而他不会，也没有人会，看到那只猫。

反正5月，终场哨声很快响起：从第一个伤亡者开始。对革命者来说，这不算太严重，但这是个事实。Pierre Overney被雷诺公司的警卫谋杀，此事让大家重新认识到生命、事物和语言的真正价值。工人这边，大浪终于遇到了它的堤坝，前部长Edgar Pisani用一句话概括了此现象：“这是一次CGT（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保守机构和政府保守机构之间可怕的纵容。”骚乱落在了每个人的脑子里。奇怪的是，小党派的争斗曾经在他们想象的革命里获得一种过度的确定性。然而在一个已经重获信任的国家里，任他们肆意妄为，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无力，毫无目的。历史无政府主义已在西班牙英勇地死去，现在再提它还不如做个保皇派，除非它变成一桩意识形态生意，而且相当有利可图。共产党已经错过了历史提供的每一次帮助，开始了无动力飞机的漫长盘旋。法国毛主义将成为畸形历史上的里程碑。愚蠢是一种瘟疫，但从统计学上讲，我们又不得不忍受它。有意思的是聪明人的愚蠢行为，在这个特定案例中，一些聪明绝顶的人也会犯蠢。有时，看着那些智者和大人物们被卷入其中，你会感到一种近乎肉体的疼痛——不是说像Sollers和他《Tel Quel》杂志那帮小丑一样的人，还有真正的人物，真正的智慧。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在颂扬红卫兵这种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小将……最后，有一小嘬人把革命的文字游戏落到纸上，并卷入一场连切·格瓦拉都不会在彼时彼刻批准的武装斗争。

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我的同志们看来，暗杀雷诺公司总裁Georges Besse这一行动本是为了减缓资产阶级重组的进展，加剧其内部矛盾，从而在阶级斗争中削弱它。”这句话是由Régis Schleicher报道的，然而对直接行动[i]唯一聪明且有尊严的自我批评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二十年后”，他写道，”我们无法忽视，我们所捍卫的猜想失败了。除非我们被迷住了，脑袋瞎了，无法理解事物的演变过程，否则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运动和社会运动已经证明我们错了。”小气的检察官拒绝“直接行动”成员Nathalie Ménigon的假释，因为她不“后悔”。检察官应该质疑——“质疑”在此纯属修辞，实际上那些人从不质疑任何东西——反省程度和应反省之人所处的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才对。Schleicher被关在监狱里，但属于常规拘留。盘点那些年，他回忆起友谊和暴力，但，总的来说，条件是人道的。将一个人关押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如Nathalie要求有一只猫陪伴，但被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或她乞求赦免，这很卑鄙也很愚蠢。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的行为并为其辩护，与其说是顽固，不如说是维护尊严的底线。“你可以剥夺了我的一切，但你决不会从我嘴里听到你是对的。”如果在一个有可能不用与看守作对的世界里，也许Nathalie Ménigon会像Schleicher一样能够自我反省。从他那里，还有一件事要记住——三条短句，应该能激起一些人的良知：“有人坚信权力在枪口上。我曾也如此认为。另一些在教授这个道理的人，让我们担起责任吧。”

在其他地方，事态比法国更暴力，更困难，但发展曲线是一样的。在拾集这些光辉而阴暗岁月的一些蛛丝马迹之后，我对这些影片进行了修补。它们不是什么，就是一些痕迹。即使是最自负的《没有猫的微笑》（原长四小时，现在明智地砍成三小时，但没有修改内容，只是缩短了时间，最后有一段简短的独白），也决不是那十年的纪事。那段无可避免的断裂变得难以辨认。它围绕着一个准确的主题：当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一个大国——苏联，不再展现革命的希望时，会发生什么，什么东西会在它们的位置上出现，以及如何摊牌。讽刺的是，三十年后，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两者都已不复存在，而唯一的记载，是场从未首演过的戏剧的无尽彩排。

[i]Action Directe 直接行动：旨在成为德国Baader团伙和意大利红色旅的法国翻版。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制造了一些杀人和抢劫事件，直到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