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溜吧？”

这大概是我在朗读这些文字前，脑海中萌生过次数最多的⼀个念头。倘若真能够诸如，大概会比诸位接下来听到的连篇累牍的流水账，要更有意义。我甚至有十足的理由，让自己可以免于内疚。但我终究不是个“鹈饲”式的危险⼈物，至少目前还不是，那只能请各位再多忍耐⼀下了。

与我而言，每次观看滨口的影片的过程，都称得上一段是欢乐时光。那种感觉，如同《驾驶我的车》中，阅读契科夫的文本之于家福那样，像是真实自己，被某种⼒量拽出来了。

《山鲁佐德》，也就是《驾驶我的车》开场时，音一边与家福做爱，一边讲述的，七鳃鳗女孩的故事，我在大半年前，就曾在一个地下室，听一位陌生人阅读过。如今，我早已不记得阅读者的长相，但她的声音，却显得格外清晰。让我听这篇故事的地下室，几乎承载了我下班后全部的欢乐时光。想要到达这个埋在地下的室外桃园，需要先经过一个总是烟雾缭绕的阶梯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张小方桌。过去半年里，方桌都被一个写着“请扫健康宝”的灯箱霸占着。方桌两侧，各摆着一张扶手椅。坐在这两个位置上的人，不但可以享受吞云吐雾的快感，还能立足地下，窥见地上，迎接来往的行人投下的好奇的目光。门在面朝方桌的右侧，而方桌和椅子后面，则是个带百叶帘的窗子。若它没有被拉上，便可以透过这里，看到地下室内的样貌。室内几乎没有任何装潢，四壁都只有好像是故意抹不匀的腻子。自然会有⼈觉得简陋，也有浪漫的人将比作是挖去了面包胚的传统奶油蛋糕。蛋糕内部靠近窗户的一侧是一张被巨大调音台撑满的旧木方桌，方桌前的空间，是留给客人的位置。地下室的最深处，是一片被帷幕隔出来的小型舞台，它只比观众区高出了一张地毯的厚度。正对舞台左侧的墙上，挂满了格式各样的音频线，配上地下室昏黄的灯光， 不乏会有⼈将这些线与字母圈的行为产生关联。当然，这舞台和墙上的线，其实是给独立乐队演出用的，只是疫情防控以来，欣赏音乐表演这类“非必要”活动，已然被排除在正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之外了。舞台后面的墙壁上，是一块投影幕，每周三，这里会放映⼀部纪录片，映后会由选片的老师，介绍选片的原因和影片的创作背景，然后是组织大家借着片子的话题，说说话，进行⼀些交流。而周四，这里会有一个名为读点东西的活动，那是的投影幕上，会投上“读点东西”四个字，舞台上也会放上话筒和椅子。任何想要参与活动的人，只需要趁没人的时候，上台坐着，你可以读任何想读的东西，或者甚至是对着话筒发发牢骚，总之你需要当中说一些话。活动的场面，与欢乐时光里能势的新作朗读，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那里不会变成谁的专场，任何人都能上台罢了。当然在多数时候，无论是谁，都是以观众的身份坐在下面，而且多数时候，上台的人所念的文本，大概也像是《汤气》那样，没那么容易让人听进去，而座位的摆设，也并不变成是听报告会一样，整齐、方正，大家都还是像平日光顾咖啡厅那样，零星的坐在地下室的各个角落，台上的内容没有那么精彩时，一样会有人掏出手机或是戴上耳机，也有人会借着喝完酒微醺的状态和昏暗的灯光，睡上一会儿。

我曾问过地下室的老板和选纪录片来放映的老师，为什么要办这些活动，得到的答案大概与滨口想要借由拍摄《东北三部曲》传递的东西，颇为相似。独立时代下的，淫秽的东西，沿着我们新长出的义肢倾泻而出，灌满每个人的口鼻。沟通的可能性，也变得越发稀薄。说话，与一个或几个真实的个体说话，让他们能感受到周围空气的震颤，能看到你的表情与神态，这当真是一种简单直接，有效而有力的行动。在我看来，当众阅读自己写下的东西，甚至只是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品，大概都是在精神层面上，脱光了衣服，将自己袒露出来。赤裸的状态是自然的，在如今这个卸下穿在身上的伪装，要连同外皮⼀起蜕下的时代，赤裸无疑也是颇具解放性的。当然，这种赤裸，同样可能变成某种淫秽的状态，有一次我印象颇为深刻的经历是，听一个青年矫揉造作的在台上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种感觉，像是在一身肥膘的身体上涂满精油，摆出一副壮实的姿态，向台下的人卖弄肌肉线条。显然，尼采的哲学并不指导他的生活，那大概只是他拿来装点门面的工具罢了。果不其然，不久后，他再次上台时，甚至不再用“哲学”掩饰自己对淫荡之物的兴趣，在台上滔滔不绝的念了⼀个钟的社会新闻标题。

当然，多数时候，上台分享的朋友，是可爱的，坦诚的，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认真聆听， 便会能轻松的拥有一段欢乐时光。或许是见证过赤身裸体的彼此，沟通似乎要比平常来的更容易⼀些。我从去年的6月开始，若人还在北京，便不会错过周四的活动。慢慢的，⼀个⼈的公路旅行，多出了不少同行的驾驶者。下面一首诗，就来在在那里认识的朋友，他写的很多，但我始终还是喜欢这一首。名字叫做：《诗没有意思》

今年8月份，我和另外三位朋友，一起去呼和浩特，找这位写诗的朋友，我们当真去爬了

山，一些没有被开发过的野山。我们一行5个人驱车沿着公路，开到了一片有牧民在养马的地方，便停下来，向山里走去。那里山都不高，一个坡接着一个。越过一些山坡后，两个同行的女生，有些疲惫，便找了一片背阴的地方躺了下来。剩下的三个人，继续向前，走到了下一个山头。同行的一位长发男子，此刻已是一丝不挂的状态了，那位写诗的朋友，见状也蜕下了衣服，一起在山里当野人。虽然是八月，山上照不到太阳的地方，还会有几分寒意，他们两个拿着音响，跑去了前面那个阳光更充足的山头上跳舞，我坐在中间的山头上，望着两侧的朋友，享受着他们各自的欢乐时光。到了该返程的时候，写诗的朋友跑回来，对我说“今天真的是爽到了。”我猜我与能体验到这种畅快，一定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多数时间里，我大概还是看重“规则”的人，这与我的工作多少有些关系，“规则”是我拿来造游乐场用的砖瓦，我当然会觉得它们总是坚实而可靠的。《欢乐时光》里的公平先生，《驾驶我的车》里的家福先生，也都是自己生活中的某种状态，甚至于像是《欢乐时光》责问身边的人“这样算是真正的爱么？”那样的对话，都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不止一次。到现在，我都对于仅靠某些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改变，深表怀疑。这大概可以概况为对于“人文主义”信任的逐步崩塌，而这当然是基于我的现实观察，得出的结论。你总能见到一些明显的不一致性，就好像是一面呼喊着要找回消失的附近，一面却又把⼀些与附近毫无关联的消息摆在一堆毫无交集的陌生人面前；好像一面咒骂这种种荒诞的政策在草菅人命，一面有没有节制的以各种各样嘲弄、讽刺或调侃政策的消息为食，以此作为享乐的手段，这些人看上去好像也不期望这荒诞可以停下来，不然的他们有以何取乐呢？

更早一些的时候，我还听另一位朋友，在地下室念了她的诗。除了上台阅读之外，她还在地下室留下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但没机会开口的话，请联系我，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一次聊天， 内容不限，无论是激动的，平淡的，悲伤的，轻松的，一切状态都可以分享，我在北京，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一起定一个合适的时间地点。”

我知道自己完全没有坦诚到对一个陌生人说些没机会开口说的话，但我们还是联系了这位朋友。我们约在亮马河见面，那时候，那里还没有变成塞纳河。对话没持续太长，但整个过程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大概也是自那个时候起，我决定慢慢的，放开一些对于”知识“的执念。那晚的对话之后，我在她的公众号上，读到了她当天写的诗：

那次对话后，便再没有联系过这位朋友了，而她写的东西，我仍会不时阅读。最近，她在自己家里实施了一个半即兴的作品《落叶》，她将日常用品从房间里清除，然后将房间用前几日收集来的落叶铺满。如果没有染病，我应该是要去参观一下的。

不久之前，还是在亮马河畔的⼀座桥上，还是和在地下室认识的几位朋友，度过了一段有几分怪诞，却依然欢乐的时光。那天下午，有几位朋友，相约在那里钓鱼，期初这样颇具中年人气息的活动我多半是不会参与的，但一个朋友跟我说，即便不钓鱼，也可以过来“打气”，我好奇他们有开发出什么新的娱乐项目，便驾驶一辆共享单车前往。到了我才知道，打气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打气，用一个脚踏式的塑料打气筒，给一个足有一辆轿车那么大的牛皮纸袋充气。我自然地问他们，给这么一个东西充气有何用？他们理直气壮的回答我，没用，就是打着玩。我以为他们这样是在故能玄虚，便猜了几个气囊的用途，又被他们一一否认了，这东西即便充满了，依然承受不了一个人的重量，牛皮纸的质地也让它无法下水。最终我只得接受了他们的设定，开始给这个硕大的气囊充气。气囊的体积逐渐膨胀，变得饱满，也注定会吸引来往路人的目光。有些人会驻足观看一会儿，然后离开， 有好奇心强的小朋友或是大爷，则会开口问上一句，你们究竟是在做什么？这时候，我又会把刚到的时候，朋友们告诉我的那些话，再重复⼀遍。其实没有过太久，有已经完全可以享受这个对之前还感到荒诞的事情了。为何会这样，不太能够用语言描述清楚，但是身体的律动，周围的风，耳边的旋律，会传递给你⼀些信号，让你想要将这个过程延续下 去。围绕着一个气袋，构建自己的游戏规则，然后玩起来。我们以符号为食被符号寄生，不知不觉的被意义所奴役。当我们受够这种奴役，想要放掉意义遁入虚无的时候，却发现虚无似乎更加难以忍受。每当这种时候降临的时候，总有人能给我一些更实在的东西来抓。像是《驾驶我的车》里，哑女饰演索尼娅，将那个必须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指给家福饰演的万尼亚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