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存 | 老舍论中国现代小说

老舍与曹禺摄于美国
在讨论“现代”中国小说之前,我在这里或许应该提醒一下读者,即今天用通俗的文字或街头老百姓语言来写作作品之前,在中国传统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一种文言或文学的庄雅语;另一种是白话,即口语。除了少数例外,中国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文言对于一般百姓而言,实际上就像是外语般难懂。因此,在过去,中国伟大文学作品的第一手接触者仅限于士绅文人或学者,普通百姓永远无法掌握这种困难的文学语言。然而,早在唐宋朝代(分别是公元 618—907 年和 960—1126 年),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曾用白话写过小说。而且,这种传统还可以追溯到更往前。所以,所谓“现代”的小说并不是那么新的东西。
发表于1946年7月纽约华美协进社《学术建国丛刊》第7卷第1期的老舍英文演讲稿《论中国现代文学》目录页和第1页
三国故事
甚至早在 7 世纪,就有很多书本之外的故事在流传着;它们多为一般百姓所熟知——这些故事构成了编年史类长篇小说的主题。这类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多由职业说书人讲述,但它们在形式甚至内容上都与它们所取的原始史实有所不同。例如在宋代,人们经常在城乡野巷里看到职业讲故事的说书人,其周围是一群睁大眼睛的听众,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中国历史上或真实或传说的传奇人物的英雄事迹和浪漫冒险故事。传统说书人特别喜欢讲述从《三国志》里面撷取和构筑的色彩缤纷的人物,关于三国的编年史成了他们喜欢的主题。这类编年史所记载的时期是公元 3 世纪,其故事是关于中国历史上那个动荡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三国志》虽是用纯文言写成,但根据这类编年史写的小说《三国演义》却是用白话形式即通俗的语言写就的。这样的语言人们可以读懂。说书人讲述了这场延绵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内战中那些虚张声势的英雄。他们将国家分裂为三个交战的邦国。顺便说一下,这类的街头说书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尚未绝迹,人们在全国各地都仍然能找到他们,他们总是一群热心听众围绕着的中心。
虽然专业说书人讲述的三国故事沿袭了原著的主要历史事件,但每个讲故事者都很容易地掺入一些自已发明的纯虚构情节,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情节就像是这样“绣花般”磨出来了。然而,事实仍然是,老百姓对中国历史上这个动荡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是相当稔熟的。《三国志演义》在元代(公元 1206 一 1368 年)末年首次出现, 后来据说此书由一位叫罗冠中的写定,但它的许多扩充拓展版本一直到 17 世纪仍然不断涌现。
《水浒传》
同理,《水浒传》( 翻译成英文时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 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也老早就为中国百姓所熟知。它跟《三国志演义》一样,也是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朝廷衰落的故事。但这次说的是北宋(公元 960—1126 年)官场腐败猖獗的一段时期,这里暴露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公和一切腐朽罪恶的渊薮。在那个时代,正直的官员被赶下台,而谄媚的马屁精和小人却得势。《水浒传》的情节无疑有史实依据。它发生在 13 世纪山东省的一个山区。全书有 108 个角色,大将领角色有36员,小将领角色是72个。这 108 人,其中有些曾是前任高官,但后来都被政府视为“土匪”。他们共同生活在地处战略要津的山上。这伙好汉逃到这个山寨,要么是因为仇敌的胁迫,要么是因为他们再也尤法忍受“煎熬人灵魂” 的社会罪恶。这些人把自己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像侠盗罗宾汉那样的团伙。他们为自己设立了非常严格的规矩,以他们在华中地区的山寨为基地,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用战斗来反抗那些欺压贫苦无助百姓的人 。同时,他们也以其山寨为基地,跟定期派来征剿他们的政府军战斗。由于他们与官府的腐败和社会弊端作斗争,政府恶谥他们为“不法之徒”;但中国的百姓却将他们视为英雄。
多年来,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他们的功绩被一代又一代的民众讲述并复述。《水浒传》中的英雄尤疑是勇者,也是好人,书中描写的很多角色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这些角色都是好汉,他们对被压迫的受害者有着无限的怜悯,对贪官和富人的冷酷有着强烈的憎恨。他们从不否认自己就是反叛者和不法分子,甚至不否认自己就是强盗,但必须说,他们的行动大多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杀富济贫。甚至直到今天,在昔日这伙强盗所经营的山东省梁山泊一带仍然是盗贼的据点。
当然,《水浒传》中的“不法之徒”虽然在全国百姓眼中是英雄,但事实上,从这部书诞生起,政府就对之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朝廷一直警觉人民把他们的事迹光荣化。从这本书一出现直到清朝末年, 官方都一直在禁止它。甚至直到1799 年,售卖或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然而,这两部著名的通俗小说很难真正被说成是任何作者的作品,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经过多年民间发展而最终被编成书的传说故事集。在很多方面,它们就像荷马的著作那样,是经过了长期的流传且最后才被收集编写成一本书的。
老舍在纽约时创作的英文《五虎断魂枪》手稿第一页
 
明清小说
明清两代(公元 1368—1644 年和 1644—1911 年)也有用白话写的小说 。其中最杰出的是明代的《金瓶梅》。英国人克莱门特·埃哲顿( Clement Edgerton ) 译成英文时取名《金莲》。这部小说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文作品之一。它的故事围绕着小说名中提到的三个人物角色展开。这三个年轻女子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的姨太太,她们的所作所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本书故事中描述的事件和它的叙事语言都被认为是淫秽的,年轻的中国男女一直被禁止阅读这本书。虽说难以寻觅,它的洁本在中国仍然可以买到。在香港或上海或其他大城市的书店较容易找到这样的版本。它原版的明版书或此后的清朝版本插图都非常精美,但它们极为罕见,它在任何市场上出现的价格都极为昂贵。这个故事是用山东白话写的,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文笔也很棒。在英译本中,奇怪的是,所谓的淫秽段落皆被译成了拉丁文,据说其目的是为了让普通读者尽可能地难以读懂它。
清朝(公元 1644—1911 年)最著名的通俗书籍是《红楼梦》,它是用最纯正的普通话(北京官话)写成的。并且这个故事也和上述其他小说一样为人们熟知。亳无疑问,它是所有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小说中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书中所述是一个结局悲惨的爱情故事,它的女主人公死于现在被认为是肺结核的疾病,并且没能嫁给她所爱的男人。《红楼梦》的主角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远房表亲,是北京一个富裕的满清大官家族的成员。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恋人间的悲惨故事,但在其主线以外还穿插着许多其他故事,其中一些也是爱情故事。
这部小说篇幅很长有点像是一部中国的《飘》——并且包含对大家族本身、花园、亭台等等的冗长描述,并述及大量居住在这深宅大院内人们的日常生活。自这本书首次出现以来 ,这个长篇故事中的许多事件就被改编成不同的戏剧和地方戏的主题。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但现在它被认为是曹雪芹所著。他之所以选择匿名并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是因为这种用白话写成的书在语言和形式方面没有遵循严格的传统规则,当时,在任何意义上它都算不上是文学。而现在,不幸的是,所有中国小说都是用通俗语写成的了,它们也都被视作文学,没人再介意过往关于白话和文言跟文学关系的那种严格区别。
五六十年前,年轻人不准看通俗小说,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当的。而今天,无论好坏、适当或不当,每个人都阅读用百姓语言写的小说,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被认为是现代的,而且是正确的写法。
早在 1911 年清末民初之前,古典小说的写作风格就和许多在传统上曾被接受的事物一样,成为被重新评价和批评的对象。人们已经开始对所有在中国盛行了数百年的旧的价值观进行了普遍质疑。促成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有很多。自从1900 年义和团运动后,许多中国留学生被派往国外求学,他们携带着各种关于个人自由、女权等“危险思想”回到中国,这一切都与传统中国的观念格格不入。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新式学堂,其学生受到西方个人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旧的儒家理想被发现已无法满足现代世界变化的要求而被迫接受批判性的分析。1917 年前后,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怀揣着个人自由和普及教育的理念,掀起了后来被称为“文学革命” 的运动,他们宣扬将白话暨大众通俗语言作成公认的文学语言来取代文人的古典语言,打破了文言垄断“文学”书写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
西方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大约在三十年前,中国才开始出现试图效仿西方模式的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探寻一种新的、合适的文学形式的运动早期,这种新型的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形式刻板和语言缺乏活力的传统小说截然不同。首先,新式小说并没有试图通过暗示或其他方式去支持那强调要维护统领家国和个人关系的儒家经典;也不兜售那些以鬼神迷信为特色的传统小说题材;而是试图摆脱所谓的儒家道德“重道”的传统,来写出国家面临之紧迫的社会甚至政治问题——这是一种传统小说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古典小说常常涉及鬼、龙、狐变人等极富想象力和奇迹性的事件——总之,那些小说往往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与之相比,中国现代小说则从一开始就几乎专门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出现的冲突,特别是涉及旧家庭对个人的控制方面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背离旧观念而接受与之不同的新思想了。
中国的文学革命
由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杰出人物发起并贯彻的文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表现语言的手段。钱玄同也是这一运动最重要的支持者。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几乎所有年轻作家的支持。从那时起,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用白话写成的了。渐渐地,甚至科学和哲学著作也被写成或被翻译成了白话文形式 。今天中国所有的教科书也都是用口语写成的了。这的确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仅仅在广泛使用白话文的50年以前, 所有渴望获得在文学上被认可的作家都被迫只能用古典语言写作。然而,其实早在中国皇权没落之前,作家们就已经开始试图在写作中使用俗语,以便让他们的表述更具活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第二次大战开始后,近现代的中国作家开始在他们的小说写作语言中引入了关系从一句和修饰副词,并使用欧化的语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其写作的流畅性以及思想的连续性。因为按照西方人的标准判断,中国的语法有点过于简单,其要旨只在传达一个大致的意思。在一般口语中,它往往句子短小且有些零碎,几乎从不使用关系从句和修饰副词短语这样的表述。当然, 这样的表述貌似简洁;然而,使用修饰短语和从句句式等可以将以前需要两三个句子才能表达的内容放入一个稍长的句子中。它可以使句子的表述更顺畅、更不间断地表达意识的流动,因之被认为是一种更可取的表达手法。
此外,在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中文写作的另一个发展特征是它开始使用传达更清晰语义区别的偏旁字符 。例如,简单的字符 "ta" 是第三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它可以意味着“他”“她”或“它”,确定其义要完全根据上下文来辨识。而现在,在遇到 "ta" 时,已经用了一个指示性别和词性的偏旁来专门指代, 就清晰多了。当然,这种变化以及其他变化也给现代作家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除了汉语语言本身的这些变化以外,新的欧洲词汇和表达方式也在不断地被引入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从而形成了更好的“文字描述”,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写准确度和精确度。旧式的文言文体太局限太窄,它无法传达所有这些不同的含义和对之进行精确的表述。因此,在讨论新的汉语写作风格时,有必要介绍一下我所指出的上述变化,从而了解现代文学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表述形式中使用的句子结构。
老舍在纽约时致其文学代理人讨论如何应对《骆驼祥子》《离婚》被盗译的信
 
欧洲作家的影响
诸如欧化短语、关系从句、修饰副词等方式的引入,对外国作品的中文翻译也有很大帮助。欧洲作家对现代青年学生和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是在形式上,在内容上也是如此。特别是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影响尤为重要,最重要的有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 、屠格涅夫等 ;其中,托尔斯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任何一位都大。
从文学革命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就显示出其受到了整个西方文学反叛主题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对它的影响甚巨。因此,现代作家对其作品的主题都采取了相当严肃的态度。例如,这些伟大的作家生动而富有激情地描述了普通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虽然中国作家未必同意托尔斯泰或其他作家的哲学或社会理想,但是托尔斯泰的绝对伟大和他写作的炽热真诚激励了新一代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严肃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写作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中国作家几乎没有写出一篇侦探小说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为此感谢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所有现代长篇和短篇小说的翻译中,都会有人尝试将现代西方侦探小说翻译成中文。然而,除了福尔摩斯故事之外,虽然这对一些畅销写家或出版商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领域,却并没有过多的此类作品被译介成中文。当然,侦探小说不被认为是严肃的写作。为此,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中国作家不会耽溺于此。中国读者甚至没有听说过埃德加·华莱士或多萝西·塞耶斯的存在,也没有听说过埃勒里·奎因广为流传的“神秘”故事。然而,爱伦·坡的作品却被广泛翻译和阅读,或许,他的作品不能严格地被称作侦探小说。
中国现代作家的态度
眼下,有思想的中国作家并不认为他们的作品是为人们的兴趣或消遣所写的;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应是激发人们严肃地思考在他们的生活和现代世界中所面 你的问题的一种手段。他们尤为关注发生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村庄,甚至发生在自己家庭里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在中国的文学界里也是一桩新事物。
大致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虽有一些不错的长篇,也有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总体上此期中国作家的产出有些微薄。好在这些作品得以广泛发行为读者所熟知。此期最杰出的人物也许是鲁迅,他是浙江人,大约在九年前去世。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际真教授翻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收录了几篇鲁迅的短篇小说。它们是写中国普通百姓的,鲁迅在所有现代中国作家中享有很高的评价;事实上,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高尔基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相似。除了短篇小说之外,鲁迅还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杂文家。他的杂文在每日发行的报纸上发表了多年,它们抨击了各种陈旧的社会陋习和其他旧制度,以及官场腐败、社会和经济的不公。实际上,中国若想与其他开明国家并驾齐驱,所有这些状况都需要被改变。鲁迅不为西方读者所熟知,因为他不写长篇小说。但他是一位学者、哲学家和写作技巧的大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该领域的杰作。
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是沈雁冰,他的笔名茅盾更为人所知。作为兼写长篇和短篇的小说作家,他的声誉已经确立,而且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大都已被翻译成英文 。茅盾最著名的小说是 1927 年出版的《蚀》,这部小说让他一举成名。他的《虹》( 1929 ) 和《子夜》( 1933 ) 等都试图引起人们对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例如,《蚀》关注 1926—1927 年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件,以及中国学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虹》也是讲述了同一时期一位年轻女性革命者的故事;《子夜》则描写了上海大资本家的生意和生活百态。
当今最著名的在世诗人和作家之一是郭沫若, 他的戏剧也非常有名。郭沫若也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以作家而论,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原来学医,后因耳聋而被迫放弃了当医生的念头,其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他曾将歌德的作品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翻译成中文。
当然, 中国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且被广泛阅读的现代作家,但现在时间不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他们了。他们的作品几乎涉及了当今中国人广泛的生活情形,其中心话是中产阶级、中下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人们。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表达对尤产阶级的同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的一些作家曾尝试过写作西方类型的心理小说。这种类型的小说很有趣,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做得很不错。然而,在战争期间,这类写作并没有做任何进展,因为战时作家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撰写唤起人民爱国主义和支持抗战的专门戏剧、短篇小说、行军歌曲等的制作上了。
虽然如西方所说的真正的心理小说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此处原文用了着重号——译注)现代小说在其本质上或多或少都有描写心理性质的,因为它们在总体上处理的是中国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在近代中国因时代变迁和新观念对各类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如前所述,旧式的古典小说内涵多为各类事件的陈词滥调,其中超自然神鬼现象通常占有突出地位。而另一方面, 现代小说的主题是叙述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入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而产生的混乱和困惑 。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指出,在过去的十五到二十年间,在现代精神病学领域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面临的是中国前所未遇的行为问题——病态的社会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情绪反应,以至于使个人真正生了病。 
小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抗战期间及之后, 有一种趋势是作家要放弃使用他们在世纪之交及其后所使用的书写特色及西化的语法结构,而完全使用真正的普通百姓所说的语言来写作。战火纷飞之际,来自中国各地的作家被迫背井离乡,与平民百姓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不仅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还开始跟那些像自己一样被连根拔起、远离故乡的人们打交道。战争造成的大规模迁徙使得数百万人逃离日本侵略者,逃到内陆更安全的地方,以平常年景无法做到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于是,许多昔日对平民群众不甚了解,也不甚感兴趣的作家,开始了解自己同胞的正直、勤劳、耐心、善良和纯正的品质——他们是在战争中身历其害但必将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广大百姓。在这段时间里,作家开始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他们跟木匠、临时工、人力车夫、农民 、小贩们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交谈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男女日常使用的一些粗率直接的表达和短语开始进入作家的作品。并且因为在战争期间,作家自觉地给自己设定了唤起人民爱国感情的任务,以便他们继续努力地支持战争。他们开始写一些对百姓和军队中普通士兵有吸引力的作品。作家开始对民歌、行军歌曲、地方民俗等进行大量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结果用于新歌、新剧和其他能够吸引并保持和增强他们的兴趣的写作以激励和鼓舞民气。在为民众创作歌曲和戏剧小品时,他们避开了所有的所谓民主的话题, 而尽其一切努力帮助人们了解当前的抗日和誓死也要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意义。
战争开始时有着大量这样的文学活动,但在战争结束时却少得多了。那些在战争初期,作家组织的、遍及中国的剧团也减少了他们的活动。随着战事结束,政府不再鼓励这类活动了。
纽约曼哈顿西区83街118号老舍故居
回归到人民的语言
在战争初期,有不少作家直接到士兵那里,到他们的营房或战壕里去看望他们,但这也受到政府的劝阻;所以逐渐地,所有的作家都回到了大城市。当然,这种走向民间的活动对作家来说,是其获取写作材源的绝佳方式。同时,这种行动也极大地丰富了作家的语言,能让他们更充分地表达中国广大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愿望、希望和恐惧——遗憾的是,这些内容此前从没被视为是文学中值得探讨的主题。连那些通晓国语官话的南方作家,当他们开始写作时,也会发现他们的词汇太死板,缺乏灵活性而无法表达他们想说的一切。他们发现自己的写作毫无生气、枯燥乏味且缺乏活力,直到他们开始引入中国各地人民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或者他们使用与他们接触过的不同阶层的人的对话或事件描述才让自己的写作语言生动起来。因此,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将当地百姓习语和口语引入作品,才使他们的作品从云端走向了现实 。
这样,在世纪之初和其后一段时间里作家喜欢用的西化的语法结构和关系从句的使用就逐渐被摒弃了。今天的作家在他们的短篇小说、长篇和戏剧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简单的,百姓的生动直接的语言。换句话说,他们正在争取用一种“纯粹”的,不受外来语法结构、外来词汇或西方写作技巧的影响的汉语方法来表达。当他们努力唤起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唤起他们对抗日战争的热情时,作家发现使用这种的人民的简洁的语言更有效。他们也发现,街上或乡下的老百姓并不懂关系从句和其他已经被现代作家掺入汉语的西化用法 ;事实上, 这些对百姓而言就像过去的文言一样难以理解。因此,作家发现,如果他们想让人们理解他们,就必须使用一种让他们明白易晓的语言。
因此,这场运动也令他们即将抛弃更复杂的语法结构,并用普通百姓的语言创造出纯正的文学作品。这场运动会走多远,此刻我们尚无法预测,但似乎毫无疑问,战后的中国将在写作的各个领域出现巨大的成果,它产生的文学作品将是严肃的。它们将面对的,是中国历经漫长艰苦的生存斗争、冲突和生活遭逢深重变故之后的普通百姓,以及他们重返家园和农庄后的新的生活。
老舍 著
王海龙 译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4kdQQmRx6xJ1l2NGGidLw